没有赢家的校园欺凌

时事新闻2024-05-14 17:01:36无忧百科

没有赢家的校园欺凌

“没有人是赢家。”成都未管所四管区副监区长潘雷长期接触未成年犯,其中不乏曾经的欺凌者。令他意外的是,少数被欺凌者最终也因为盗窃等非暴力犯罪服刑 ,人生被彻底改变。


校园里的欺凌。图源:IC photo

新京报记者 | 秦冰 赵敏

实习生 | 郝哲琳 张新惠

编辑 | 杨海

校对 | 王心

全文5494阅读约15分钟

5月,湖南吉首已经到了初夏,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上课打闹的时候,12岁的心怡却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打针、吃药。

她正在接受抑郁症治疗。住院前的一个多月,她被“校霸”羞辱、殴打、勒索,在班级里被孤立,失去朋友。如今在病房里,心怡会控制不住地哭泣,或者发呆。因为欺凌者里有人戴眼镜,她见到戴眼镜的人就会有应激反应,以至于难以回归学校。

几乎同时,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成都未管所”)内,周昭正规矩地坐在桌前接受教育。来到这里前,他是学校里的“名人”,张扬、暴戾。看到不顺眼同学,轻则嘲弄、羞辱,重则把对方打到跪地求饶。直到参与了对一名女生长达4个小时的凌辱、猥亵后,他被判入狱(未管所)。

心怡和周昭的故事不是孤例。在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在监控拍不到的校园厕所,在午后空旷的田地,或者某扇紧闭的门后,欺凌可能正在发生。一份2018年-2021年对全国1.3万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19.9%的学生会卷入校园欺凌事件,其中受欺凌者占16.2%,欺凌者占0.9%,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的占2.8%。

“没有人是赢家。”成都未管所四管区副监区长潘雷长期接触未成年犯,其中不乏曾经的欺凌者。令他意外的是,少数被欺凌者最终也因为盗窃等非暴力犯罪服刑 ,人生被彻底改变。

弱者、异类?

王磊一直没有勇气点开手机里女儿被欺凌的视频,直到在派出所陪心怡做完笔录。他记忆里,那几分钟无比漫长,等到视频进度条走完,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视频中,心怡身穿校服,在校园的角落里被欺凌者逼迫下跪。傍晚天色逐渐变暗,不少同学举着手机、打闪光灯录视频,把欺凌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耳光落下前,欺凌者会把心怡额前的头发别到耳后,然后开始“游戏”:比谁扇耳光速度快、扇得响、连续扇得多。要不是用手背快速擦眼的动作,很难看出被打者在流泪。“我不能在他们面前哭,不然会被打得更惨。”心怡说。

欺凌始于2024年初一寒假过后的一句传言,心怡回忆,“打我的人说我在背后讲了她坏话,但是我没有讲过。”

类似的欺凌理由,潘雷听过很多次。在成都未管所,他和同事一起做过调研,发现校园欺凌的开始往往是“以琐事施暴的荒诞借口”。

在潘雷看来,“欺凌者一般敏感多疑、自尊心脆弱,会对被欺凌者一个‘微妙’的眼神、一句不经意的‘冒犯’纠缠不放,如果对方不肯低头,那就要动用自己的‘权力’。”

潘雷管区的一个未成年犯周昭就有过欺凌他人的经历。在学校里,他和朋友常常与别人发生冲突,一件小事就能成为他们去挑衅欺负别人的借口。有次在食堂吃饭,只是因为他的“兄弟”认为一个学生插了队,周昭一伙就把对方拉到寝室打得头破血流。

欺凌给受害人带来的不仅有身体伤害,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交关系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心怡挨打的视频被欺凌者发到了微信群里,最终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她因此成为了学校里的“异类”,本来就不多的朋友也纷纷和她保持距离。甚至一些她之前的“朋友”,也慢慢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中。心怡说,她不恨这些人,“他们也很难,如果不打我,他们就会像我一样被打”。


遭受欺凌的女孩。图源:IC photo

心怡的遭遇,心理咨询师尹己秀并不陌生,来找她做咨询的抑郁青少年中,很多人的噩梦都是从被欺凌开始。

尹己秀说,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对同伴强烈渴望的阶段,被欺凌的时候,会在人际关系感到无助,觉得告诉父母没有用后,又没有人帮助,他(她)就会不断退缩,开始对身边的事情丧失兴趣,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跟人沟通,很多孩子开始出现自闭的状态,严重的甚至会自残。

新京报记者以“霸凌”“校园欺凌”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200多份相关裁判文书中,有些被欺凌者身体受到伤害,有些患了抑郁症,甚至有人发生冲突致死……

沉默的被欺凌者

心怡被欺凌的一个多月里,王磊也不是没有发现异常,“从今年寒假后返校,女儿就开始变得沉默,他原本以为是女孩子长大了,开始有心事了,没再多问。

不仅如此,王磊发现,女儿身上还时不时出现伤痕。有次放学回家,女儿嘴角带血,他询问缘由,女儿说“放学时同学都着急出门,不小心撞到的”。但王磊不相信这一说辞,要去学校找老师弄清情况,却被女儿阻止。

直到出事后王磊才明白,女儿担心就算他找到学校,老师一般只会对欺凌者批评教育,或者让他们写检讨,这些没有太多实际作用,“我女儿担心他们加倍报复。”

心怡的沉默和不反抗,招来了更多无理的要求。其中一个欺凌者开始要求心怡每天上交5块钱的“早饭钱”,一个“老大”吩咐“小弟”跟心怡要烟,一周时间内拿不出来就会被围殴。

饭钱被要走后,每天早晨心怡要做“二选一”的决定,饿肚子,或者挨打。她大多选择前者,这样她可以少挨一顿打,放学后也可以早点回家。饿得不行时,她就和周围的同学要一点吃的,看不过去的同学会分一点面包给她。

王磊一直想找到答案,受害者为什么是自己的女儿?但他发现,心怡跟欺凌者之前几乎没有交集,更没有发生过冲突。他能想到的,是女儿内向、胆小,“一个弱者形象。”

后来女儿告诉他,之前自己脸上起过红疹子,留了疤,再加上皮肤有些黑,班上的同学就嘲笑她,叫她“黑妹”。女儿因此被孤立,唯二的两个朋友也是外班的。

别人眼中的“弱”和“怪”,让女儿成为了欺凌者们的猎物。


一个女孩躲在墙角。图源:IC photo

在另一名被欺凌者的讲述里,也是因为自己的“不同”,让他成为了集体中的“另类”。这名男生因为声音细,性格内向,又不擅长体育运动,同学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娘炮”。逐渐地,言语嘲笑变成了身体欺凌,有人曾扒掉他的裤子检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一次课间,他站在窗边望远,这位曾扒他裤子的同学突然上前拉着他一条腿,让他像青蛙一样单腿蹦跳,任他求饶也没有被放过,三四分钟后同学才停下。

在尹己秀的从业经历里,坐在对面的孩子讲述过很多次类似的故事。在她看来,霸凌的实质是一种权力争夺,很多孩子会想“你跟我不一样那你就是异类,那我就要去欺负你”。

青少年时期的欺凌,可能会让整个人生蒙上阴影。尹己秀回忆,在给一些成年人做咨询时,很多时候会追溯到那段充满昏暗、得不到支持、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光。

一些被欺凌者的悲剧最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犯罪。在遭受欺凌的过程中,很多受害者的人格被破坏,有些选择沉默、忍受,但也有人通过别的方式发泄。比如盗窃,以及其他既隐蔽又非暴力的犯罪。

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大多性格内向,不愿主动与他人交流,在日常改造中也表现得胆小、懦弱,经常否定自己,遇到矛盾纠纷时常表现为哭泣、自闭。

这个人被我打服了”

“为什么要欺凌别人?”面对曾是欺凌者的未成年犯,潘雷总会提出这个问题。

“跟人打架的时候,我的脑子像充血了一样,整个人十分亢奋,似乎感觉不到拳头的痛。”周昭这样回答。当然,他也感觉不到对方的恐惧和痛苦。直到对方遍体鳞伤,向他跪地求饶时,他才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满足,“这个人被我打服了。”

潘雷发现,欺凌者的一个典型心理特征就是以他人痛苦为乐,很多欺凌者施暴前甚至没有明确的计划,只享受欺凌别人的过程,“他们肆意发挥人性中的恶,让被欺凌者痛苦不堪,而这种痛苦恰恰能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在成都未管所的另一个管区,罗威也因为故意伤害罪正在服刑。在学校时,他常常欺凌同学。但实际上,他也曾是个被欺凌者,小学时高年级学生经常向他索要零花钱,拿不出来就会挨打。最重的一次,他的衣服都被撕坏了,还把他扔进了厕所旁边的垃圾房里。

后来,他通过同学的哥哥介绍,找到了一帮“社会人”帮他报复。动手那天,罗威就站在旁边看着,从欺凌的受害者成为了旁观者。一开始,他还感到害怕,后来跟着这帮人再围观几次,就慢慢“适应”了。

那些高年级坏孩子没有再欺负罗威,这让他觉得,暴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让别人怕他。最关键的,打人似乎也没什么后果,最多也就是请家长或者写检讨。他开始跟那群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经常请他们吃饭、上网、打游戏,也跟着他们去打架。

他从这些“朋友”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彻底摆脱父母的控制。

“那帮人教我,多气一下父母,他们就不管我了。”罗威更放纵自己,在父母面前也更加肆无忌惮,过去那些作用在他身上的约束、规则开始逐渐失效,他也变得暴戾、喜怒无常。

对于欺凌,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参与者,而不仅仅满足于旁观。在学校,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或者只是看谁不顺眼,他就直接用暴力解决,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直到2022年11月的一个晚上,罗威和同伴在回家路上遇到之前有过节的人。“我们冲上去就打他们,对方越反抗,我就打得越凶。”被暴力快感冲昏头的罗威掏出随身带的刀子,捅向对方。

面前的人倒下,打架现场瞬间安静下来,罗威被吓住,然后逃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胆量。

如今,在成都未管所,脱离了小团体,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封闭、懦弱。潘雷记得,有次罗威和组员发生了肢体抓扯,民警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和询问在场人员还原了事件的经过,发现主要过错在对方,罗威是被欺负的一方,但他并未向民警反映真实情况。

何以成为欺凌者?

在周昭的记忆里,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从小学时起就已经开始紧张。他转过学,因为难以适应新环境,成绩下滑,开始厌学。逐渐地,他变得贪玩,常常逃学、打架。

周昭的父母经商,平时和自己交流很少。他回忆,父母一开口就是自己的各种不是,跟他强调学习。周昭完全听不进去,为了避免跟父母发生争执,他在家尽量少说话。这样一来,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压抑紧张。周昭逐渐感到难以忍受,“一分钟也不想在家里待着。”

不回家换来的是更加严格的约束。首先是经济控制,想买东西,就需要让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他做不到,开始到处向朋友借钱。借了又还不上,就只能向父母撒谎。亲子关系越来越疏离,父母也越来越不信任他,即便他讲的是事实。

其次是时间控制。罗威的父亲觉得时间就应该花在学习上,玩就是浪费生命。罗威喜欢打篮球,有次他去小区里打球,但父亲只给他20分钟时间。20分钟后,父亲真的出现在篮球场边,让他回家。罗威觉得很丢面子,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他没想到,父亲当着朋友的面给了他两耳光,黑着脸喊他“爬回去!”

这种打骂几乎是家常便饭,父亲喝醉酒之后的暴力行为会进一步升级,有时会让罗威心生恐惧,在家都不敢发出声响。

为了找到情绪出口,罗威把在家的压抑发泄到了外面。他和一些兴趣相投的同学,甚至是“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不管是打架还是喝酒,我都觉得开心。”

尤其是在欺凌同学时,拳头落下,更能让他感到释放。

“通过对犯群的调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隐藏在欺凌事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灵。”针对近年收押的罪犯,潘雷和团队通过对罪犯进行谈心谈话、向罪犯家属了解成长轨迹、对案情进行复盘推导等方式,做了许多调研。

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和父母的关系大多都比较紧张。很多是亲子沟通较少,对孩子只是物质上的照顾,或者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

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犯很多从小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他们中留守儿童和寄宿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就容易形成小团体,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校方更多地注重升学率,只关注成绩优异的学生,疏于对学生在思想品德、法律法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导。

从2016年开始,一个名叫“同伴行动”的改善校园欺凌项目在山东济南的多所中学发起。

项目采用了应用戏剧的形式,戏剧由招募的中学生创作,很多人的经验来自日常看到或经历过的事情。

令项目负责人赵菁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中一个剧里,一个“老师”说,当他发现学生之间有矛盾时,安慰过被欺凌的孩子后, 说了一句“你也要反思你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好像老师觉得他站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角度,但对被欺凌者来说,这是受害者有罪论,一点公平公正的感觉也没有,很多学生的求助会就此打住。”

陕西妇源汇性格发展中心的艾老师在一线做了五年社工。她认为,现在改善校园欺凌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老师应该做什么,家长应该做什么,没有人教。“很多时候,我们会建议被霸凌的孩子告诉家长、告诉老师,然后呢?

漫长的伤痛

从4月初开始,心怡就一直在医院里接受抑郁症治疗。

如今在病房里,她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被欺凌那段日子里,自己对学校的恐惧。那是种无法排解的痛苦,有一次她在班级里捡到刀片,划在手腕上。有几次她甚至想过跳楼,她曾在学校的楼道口徘徊,“不如就此解脱。”但想到自己的父母,她又停下了脚步。

王磊从警方那里得知,参与欺凌女儿的一共有15人。一份心怡的诊断书记录了他们的欺凌后果:左耳膜穿孔,同时身体有多处挫伤,抑郁自评量表测出她有中度抑郁症状。

“前两天我看见心怡在床上使劲地摇头晃脑,嘴里还一边嘟囔着什么。”看到这一幕,心怡的母亲杨之华瞬间红了眼眶。

与欺凌者有关的一切都会让心怡感到害怕。杨之华透露,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生,下手很重,所以她非常害怕戴眼镜的同龄人。不仅如此,心怡看到学校老师出现在医院,情绪就会忽然崩溃。“学校的领导都知道我被打了,但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些人一定还会再来打我的,我好害怕。”她对母亲说。

一个月来,心怡的病反反复复,但总算有一点好转。按照王磊夫妇的打算,心怡康复后,还要帮她办理转校。但她已经畏惧了学校,“我害怕上学,也不想交朋友,交朋友也没什么用。”

这几天,心怡在手机上看到同学们出去研学的视频,那里有几个霸凌者的身影。她还没等到欺凌者的道歉,这让她困惑。“为什么欺负我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而我还要遭受这些?”

(文中除潘雷、尹己秀、赵菁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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