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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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银行业务中，我对科技金融情有独钟。”春寒料峭的三月，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军在办公室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

他称自己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说科技金融是他从业多年的一个“执念”，他认为他目前所做的工作是一些“基础工程”，为了未来建行上海市分行能够在科技金融领域发力得更快。

刘军自1993年起就在建行工作，迄今已经31年，此间大多数时间他在建行广东省的分支机构工作，并于2011年起担任建行深圳市、广东省分行行长。在2022年短暂担任建信基金董事长之后，2023年2月起又担任上海市分行行长，到记者采访时刚好一个完整的年头。

这一年建行上海市分行在科技金融领域一直“连轴转”。2023年2月，开展市场大调研；3月，成立科技金融工作领导小组；4月，召开动员会，将科技金融明确为分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5月，推出“建·沪链”科技产业金融综合服务方案；6月，开通总行科创评价体系上海专区以启动总分式特色开发；7月，挂牌50家科技金融专业支行；8月，市区科委条线建行科技金融专员派驻全部到位；9月，制定支持科创“从0到10”金融方案；10月，设计金融与科技融合创新方案；11月，支持科创“从0到10”金融方案得到上海市委领导的支持批示；12月与上海市科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正式发布系列科技金融方案。

“快马加鞭”的成效开始显现。截至2023年底，建行上海市分行监管口径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1076.61亿元，增幅180.10%，余额在全市排名上升至第二，较年初新增692.24亿元，市场排名第一。今年一季度，监管口径科技型企业贷款又新增超190亿元。此外，数据显示，2023年科技金融业务贡献了建行上海市分行对公贷款增量的38%，对公日均存款（不含机构存款）增量的49%。

值得一提的是，建行上海市分行积极探索技术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在2023年下半年推出《支持科创“从0到10”金融方案》，创新地将技术生命周期划分为三段：“从0到1”（从无到有做出“样品”）、“从1到10”（工艺开发做成“产品”）、“从10到100”（推向市场做好“商品”），并基于技术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资金投入和风险特征，围绕技术的供给方、需求方、资本方、服务方四个维度，针对技术的生产、交易、运用三个环节，设计了四大类、18项产品的融资解决方案，以更好地服务早期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21世纪》：为什么银行业如此重视科技金融？上海建行有什么经验？

刘军：科技金融业务并不是我们上海建行做得好，而是整个建行做得好。

20多年前我在建行东莞分行任职，东莞的企业主要做“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帮外商加工品牌衣服鞋包起家，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后来引进世界500强企业进入广东，当我在广州开发区支行工作的时候，广州开发区就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区，有1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但是“两头在外”，市场在外、技术在外，我们只从事中间的生产。真正看到技术含量是我在深圳分行的时候，1999年“深圳荔枝节”转变为“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从那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科技的力量，中国的未来在科技创新。

很多知名优秀企业最早就是建行去接触的，很多科技企业提起建行就说，“当年是你们支持我们提供的第一桶金”。华为的第一笔银行贷款60万元，是建行深圳分行做的。

早在2016年，建设银行就开始布局科技金融，并在广州设立了科技金融创新中心，这是国有大型银行设立的第一个总行级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行的探索是与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同步的，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纲领出炉之后，全行上下非常重视。当前，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成为商业银行的“首答题”。建行2017年起陆续启动的普惠金融、住房租赁、金融科技“三大战略”等新金融实践，已经为书写科技金融大文章润笔着墨。上海建行2023年取得的科技金融成效正是建行总行新金融战略实践的结果。

《21世纪》：做好科技金融，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刘军：最重要的是解决认识问题。

科技企业投资大、风险高、轻资产、回报周期长，这是银行以前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银行传统业务的逻辑大多是基于土地、投资和劳动力红利去延伸的，特征是有抵押、短期见效、风险可控。通常大家认为科技金融是投行该干的事情，与传统银行无关。过去的银行客户经理不会做科技金融业务，其实目前的客户经理也难以判断某家公司是否研发出最先进的技术，会否被其他公司覆盖。

挑战本质上是本领恐慌。要解决本领恐慌，就要建设评价体系。我认为建行做了一件最好的事情，那就是通过大模型和我们自己的算力，形成了对科技型企业的评价标准，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对科技型企业的自动评分，可以结合评分进行授信。此外，2023年上海建行自主开发“沪网通”客户经理直营数字平台，上海一共有6.4万家科技型企业的数据都在客户经理的手机上，可以自动录入和分析借款人财务报表，增强了客户经理对企业的识别力和拓展能力。后台还会定时推送客户信息，客户经理走到哪里，附近有哪些科技企业，都会推送到手机，客户经理就开始“抢单”，就像外卖员一样。如果抢完单三天都没有联系客户，那么客户就会被重新分配。

《21世纪》：上海建行的科技金融专注于哪些科技企业？

刘军：建行要更多地服务中小企业，“扶早扶小扶硬科技”。很多银行专注于一些大型企业，但我们认为不仅要服务大企业，还要更多服务中小微，聚沙成塔，源源不断向社会输送科技创新的星星点点，才能够汇聚一把火炬。

目前全市有国家高新技术等科技资质的企业3.2万家，我们在服务的有1.4万多户，其中发放贷款的约6000户。今年年底我们要力争贷款做到1万户，也就是有国家高新技术资质企业的三分之一。

很多银行都有“垒大户”的倾向，追逐前百强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往往负债率也很高。科技企业负债率高也是个问题，因为金融资源容易“一窝蜂”导入优质企业。所以我们更注重中小微企业，早一点介入，哪怕授信金额少一点。事实上中小微企业对于融资也很小心谨慎，不像大企业债多不愁，毕竟中小微企业要考虑“身家性命”，因此，反而“负负得正”，不良率比较低。

《21世纪》：建行上海市分行的科技金融不良率只有0.17%，是怎么做到的？

刘军：在科技金融服务上，我们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存贷比可以适当高一点，风险容忍度也可以适当高一点。上海有这么多科技型企业，但真正的小微科技企业未必能融到充分的资金。目前上海有专利企业约8.6万家，其中大型企业1200家，占比1.4%，中小企业近8.5万家，占比98.6%。

如果以0-100来比喻一家科技型企业的生命周期，0-1的时候只有样品，1-10的过程中是一个产品，10-100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商品了。现在很多商业银行只愿意做10-100，0-10都让VC和政府基金去做。但商业银行有没有条件参与企业0-10的生命周期呢？我认为是有条件的。

2017年建行广东省分行做了“技术流”评价体系，解决了企业生命周期的评价问题。假使一家企业每年都有知识产权申报、每年都有发明专利，系统模型就能够反映出来。2020年2月，建行首创的“技术流”专属评价体系被写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第三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并在全国推广。

而当下，除了对科技企业的评价之外，我们更关注技术的生命周期，重视技术是否硬核、是否具有颠覆性。技术的生命周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有时候一个科学家虽然项目失败了，但是下个项目就会成功，后面的成功是基于前面的失败。因此银行需要有前瞻性，不能急功近利，“晴天送伞，下雨收伞”。

《21世纪》：科技金融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要有生态圈，对吗？

刘军：是的，这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举例来说，一个高校博导做了个项目，A轮投了2000多万元，但是样品还没出来，现在没有现金流，能借500万元给他吗？我们需要通过生态圈里的科技主管部门、PE、VC、科研院所、技术认定机构的判断，结合贷款需求综合研判。有些科学家虽然技术很前沿，但很难将其商业化，社会也要培养他们成为企业家。我们将在建行上海市分行的大楼上建成“科技金融路演中心”（暂定名），让他们全方位展示科技成果。其实科技人才也是一个集群，轮番登上舞台，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一个群体，即便一家企业贷款的500万元出现亏损，但其他企业对建行形成了认可，口碑做好了，“磁石”虽然不在，“磁场”还在，而且和我们结合得更紧密了。

建行现在也在做这个生态系统，希望能够把全国每个领先行业的领先企业找出来，比如TOP50，然后找出这些优秀企业的核心技术研发人员，“认人投人”，这些人孵化产品 成功率较高，这是我们的科技人才画像。我们也会定期承办沙龙，比如生物医药的某个细分领域，或者半导体遥控系统领域，把科学家、技术人员、客户经理都聚集到一起，这是一个“理想国”。时间长了，口口相传，建行的科技金融品牌就形成了，这是软实力。

《21世纪》：科技金融人才怎么培养？

刘军：这两年一直在扩充客户经理的人才团队，上海建行去年招录了700人，今年又招录了650人，其中40%都是理工科的学生。我们还与华东理工大学等大学联合办学，成立了“建行班”，由建行的专家给他们上金融课，而且这些课程是与产业相结合的，后面还会安排实习、录用。未来我们还将与其他高校联合办学，长期坚持下去，员工的基本面就会发生变化，懂科技会成为员工的标配，最终建行成为最懂科技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