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德思瑞】

“我们没钱了。”

新年伊始，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这样对在首都柏林示威的农民说道，也让人们对经济前景再度感到失望。1月15日，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经价格调整后，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0.3%。

经济衰退的背后，是社会心理的悄然变化。对于德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变乱交织的一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适，大家普遍接受了对未来的悲观展望，不再将默克尔时期的稳定增长视为理所应当。

——随着外部世界极端变化和暴力冲突频发，德国人对危机和灾害的心理承受度越来越高。

——目睹层出不穷的政治丑闻和党派间常态化的诋毁拆台，越来越多的受众选择屏蔽负面新闻，免受政坛乱象的侵袭打扰。

面对混乱、丑恶、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德国人变得更加“内向”，通过缩小视野，据守私人空间，使自己的小生活尽量过得充实快乐。

对外，人们越来越不关心新闻报道，无心了解各派观点交锋，对公众人物和公立媒体的信任度不断降低，对参与建设性公共议题讨论兴趣寡然。

对内，大家将更多精力投向亲人和挚友，投向身边的小事，对三观不合的熟人果断“友尽”：一面将温馨的“小家”打扫干净，一面在私人领域和外部世界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以尽量长地维系自己熟悉、珍视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社会关系。

对外界的失望、反感和无奈，驱使着德国人将自己的小家打造成与狂野荒漠相隔绝的稳定绿洲，在时代巨变前抓住私人空间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3年7月，位于科隆的Rheingold发布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德国受访者认为，执政者对他们经手的事项毫无概念，深入了解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只会令人感到无比愤怒。

绿党政客摆拍骑车上班，其实却开着大排量汽车；农业部长拿着高薪，抱怨德国食品价格太便宜；经济部长高价雇用专职摄影师拍摄自己深夜搭乘地铁回家、和普通乘客挤火车的宣传照；外交部长不远万里飞到巴西，钻进雨林里对原住民秀关爱；公共电视台负责人凭借公众每月上缴的广播电视费，频频举行名流派对，动辄开上百瓶香槟；德铁不顾乘客怨声载道，编凑理由为高管“超额”完成全年指标发放年终奖。

我身边的许多朋友不约而同地提到：政治精英对普罗大众毫不关心，他们的公开活动或花边新闻“最好不要叫我知道”，“听到这些消息只会毁掉你一天的心情”。——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未明显恶化，德国民众对精英名流的漠视和反感在2023年急剧增长。去年发布的多次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德国的政府和政治完全或相对地不认同。

在社交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助力下，人们或是将新闻资讯完全视作消费品，将那些影响心情的消息屏蔽于私人空间之外，或是尽情咀嚼发生于上流社会的丑闻，与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发泄对某些党派和群体的嘲讽和仇视。

建设性沟通和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意愿不见了。从前，人们即便观点不同，还是会出于共同解决问题的目的，去主动了解不同意见背后的形成原因。如今，德国人会对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你给右翼选择党投票，那咱就友尽了”，或反之，“你竟然支持绿党，那可真是奇葩，他们可是德国的敌人”。——虽是玩笑话，却足见社会心态的转变。

我一直觉得，德国的主流媒体与其紧盯着中国散播“威胁论”，不如针对国内对话沟通意愿骤降这个问题多些忧国忧民，这才是当前德式自由民主体制面临的真正威胁。

德国民众在超市购物（路透社）

当德国人将视线缩回私人空间，对国际热点和全球议题的关注度便自然下降了。2023年11月下旬，德国柯尔伯基金会在召开年会之际，发布了针对外交和安全议题的年度民调结果。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德国的全球影响力在过去两年有所下降。然而54%的德国人认为，政府对于国际危机不应加大干预，而应表现得更为保守。较之前一年的65%，2023年末，只有38%的国民希望政府更多参与外交事务，录得2017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其他一些民调也为我们呈现出相似的图景。比如，相信德国与欧盟绑在一起才会取得（非常或相对）积极成果的人不足两成，相信全球化经济合作会持续发展的人降至17%。2023年里，大多数德国人不再将俄乌、巴以、气变等外部宏大议题看作亟待解决的危机，而是更关心在短期内与个人生活直接相关的通货膨胀、老年贫困、住房短缺和能源危机。

2023年11月28日，针对公众对国际事务表现出的厌倦和漠视情绪，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柯尔伯基金会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警告随着人们对暴力冲突的容忍度提高，破窗效应将颠覆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德国在此情况下别无选择，必须硬着头皮参与解决许多棘手的热点问题。

贝尔伯克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不无道理。事实上，总理府和外交部在国际舞台上如何作为，对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无关痛痒。然而，当政府的内外政策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侵犯到居民所捍卫的最后的私人空间时，便触及了人们所能容忍的底线。

一年来，许多德国人对国内国际乱象充耳不闻、默默忍耐，但面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小环境也被侵扰，便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积聚已久的负面情绪瞬间爆发：

当被转移安置的难民彻底改变了小镇和社区的生活面貌；当政府为能源消费转型和弥补援乌缺口对农民削减补贴；当阿拉伯移民在公共泳池骚扰斗殴令其他会员望而却步；当穆斯林团体将巴以冲突搬上德国的城市和街道；当乌克兰难民与德国人抢夺打折商品和本就有限的公共资源；当“最后一代”从外国学来性别自决和进步主义理念，试图以此改变他们的父辈祖辈......

令德国人怒火中烧、甚至诉诸暴力的身边事大多为内外联动，事情的缘起通常是外部因素作用于国内政治，进而折断了居民为维系私人生活而抓紧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朔尔茨政府开启的所谓“时代转折”进程中，这样的态势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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