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在玩耍中唤回孩子的心灵

母婴育儿2024-02-26 22:55:07无忧百科

多游戏、少诠释

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的邻居——一位养育了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在楼道里叫住了我，问我有没有时间和她聊一会儿，她的小儿子遇到了一些困难。

原来是她三岁的小儿子突然非常抗拒去幼儿园，她试图问孩子，可是孩子死活不说，这让她非常发愁，不知道是该逼他去，还是不想去就不去了。

我的来访者里儿童青少年并不多，但我的职业敏感让我关注到了三个部分：

1、似乎妈妈无意识的将困难变成了“她一个人的挑战”；

2、问题带来的焦虑似乎把“用行动解决问题”推到了最高优先级，占据了理解问题和孩子的空间；

3、孩子不愿意表达，不意味着他不需要表达，孩子需要一个合适的载体。

基于这些观察，我将我的理解分享给了邻居，建议她联系老师了解情况并告知困难；不要逼孩子，孩子的抗拒是在表达困难，也是自我保护的措施；最后，或许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来和孩子沟通。

直觉告诉我，直接和孩子交流为什么不去幼儿园会让孩子非常紧张。于是，我建议妈妈在饭后时间里，用孩子喜欢的小恐龙来玩游戏。比如，小恐龙今天去森林里了，里面有大象带着很多小动物玩，小恐龙也玩的很开心，但是突然有一天，它就不想去玩了，这可能是为什么呢？……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孩子能不能投射出自己不想去幼儿园的原因。

邻居带着我的建议回家了。半个小时后，她发来信息告诉我，这个方法很有用，孩子讲出来了真正的原因：他不想午睡，老师硬要逼他睡。

有了原因，也有了理解，问题很快迎刃而解，我又在楼道里看到了开开心心蹬着滑板车去幼儿园的帅小子。

这个小故事原本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在我读到彼得·布莱克所著的《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一书时，再次在我的记忆中鲜活了起来。

布莱克有一个核心观点：在和儿童青少年一起工作时，治疗师在工作中需要“多游戏、少诠释”。

回顾和邻居妈妈交流的过程，我想我可能直觉性地做对了两个布莱克所提出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给父母的：“轻松而短暂的交流”。布莱克指出：“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坐下来面对面地讨论某个问题的冲击太大，即使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讨论问题的形式和力度要恰到好处：必要时可以让人顺利地转移话题或完全回避这个话题。”游戏的开放式提问——“小恐龙不愿意去了，这是为什么呢？”，让孩子能够自由地选择进入和自己冲突有关的情境或是完全离开。

第二个建议，则是治疗师和父母都可以去尝试的。“通过游戏的形式，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去做‘清醒梦’，在这个过程中去靠近令自己非常不安的体验，同时降低它的威胁性。”当孩子以一种放松、愉悦的方式创造性地游戏，痛苦的情感在被妈妈陪伴和关注的过程中被安抚，他得以表达出了真正令他抗拒去幼儿园的原因。

然而，布莱克所说的心理治疗中的“游戏”，是否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在日益激增的儿童青少年个案中，他的见解能否为治疗师和父母们带来更多支持和帮助？毕竟，和儿童青少年工作，难度和挑战要比成人实在大得多，这一点，从国内优秀儿少治疗师的稀少数量上可窥一斑。

三个场景：
儿童青少年个案的困境

我粗略地为儿童青少年个案的困难境遇总结了三个场景，或许从对这三个场景的回应中，我们能评估出游戏的价值。

一、家庭中：离去的家长与受困的孩子

来找我了解儿少咨询的家长数量不少，但是真正能进入心理治疗的却并不那么多。

去年夏天，有一对夫妻通过介绍人找到了我，我至今还记得他们找到我时的急迫。当时离孩子的升学考试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孩子却出现了严重的手机成瘾和厌学，同时，也完全无法接受自己可能会落榜的可能性，一想到此，孩子就有情绪崩溃的状况和自残的冲动。夫妻俩为此非常沮丧，彼此之间也常为了孩子的问题争吵。

了解情况后，我向他们建议尝试家庭治疗，但他们更希望重点解决孩子的问题。沟通中，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我正与他们通话交流如何为孩子寻求帮助，孩子刚好到家，孩子的母亲立刻希望我能直接与孩子对话，并在未与孩子和我交流的情况下按下免提把电话塞给了孩子，这个始料未及的场景自然变成了我和孩子的“惊悚片刻”，通过这个突发的场景，我似乎能够感受到在孩子的生活中，他是如何被突如其来地强行安排的。

这对夫妻最终未能如愿。原因是孩子拒绝找咨询师，而我提出的终极方案：父母先为自己寻求帮助或者学习，来理解和改善与孩子相处的方式，也被巧妙排除了。

我最终意识到，这对父母想要寻求的，是仅仅针对孩子的“速效药”，就像在曾经孩子需要情感上的涵容和发展上的支持时，他们离开了一样，在孩子此次的危急关头，他们再一次地“离开”了，留下孩子独自艰难挣扎。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常常会感到，这比看到成年人放弃求助更加残忍，因为孩子还没有自立更生的能力可以独立做出选择。

关于这一点，彼得·布莱克在他的《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中》有着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在他45年的工作历程中，在治疗前对父母做出准确的评估至关重要。他认为：“在精神分析儿童心理治疗中，父母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许多个案的中断都是因为父母的支持性不够。儿童心理治疗与成人心理治疗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儿童心理治疗需要父母的支持。可以说，没有父母的参与就没有孩子的心理治疗。”

为了能够使治疗在一开始就有稳定的基础，彼得·布莱克为治疗师们整理出了一份详细的治疗评估框架，涉及三个部分。对父母的这个专项评估——“治疗是否能得到支持”（其中包含了6个问题，如下方摘录）也将对许多家长非常有帮助。因为彼得·布莱克教治疗师们向家长进行询问的这些问题，也正是孩子家长可以在寻求帮助前询问自己的问题，如果思考清楚这些内容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孩子与家庭将能从治疗中最大程度的获益。

1、对方的诉求是什么？

2、父母是否理解心理治疗是一个过程？

3、父母是否知道他们的参与很重要？

4、父母能够支持设置吗？

5、父母过去有否全情投入支持过孩子的心理治疗？

6、孩子的外部世界足够稳定吗？

对于如何理解这些问题，布莱克为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比如问题1：对方的诉求是什么？

布莱克列举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家长。第一种家长担心的并不是孩子的行为问题，而是孩子内心世界和情感状况的某种异常，比如孩子待人冷酷，或者显得毫无同情心，这意味着“家长能够理解他们的孩子正在与内心世界的问题作斗争”。

另一种家长是仅仅寻求孩子行为改变，比如“我们希望他不要再整天看手机”，这样的诉求是“较为封闭的，表明父母对探索问题几乎没有兴趣。”

由谁发起的转介也很重要。被学校或法庭强制要求来参加咨询的家长需要被谨慎的评估，他们往往很难参与到“过程缓慢、充满不确定性、持续且长期的心理治疗过程中来。”

还有的家长，如果表现出“根本不喜欢孩子”，“认为孩子很坏”，也需要进一步考量他们支持心理治疗的能力。

再比如问题6：孩子的外部世界足够稳定吗？

布莱克认为，“如果外部世界是不利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就不应该开始”。比如一个害怕父亲殴打自己的抑郁孩子还在经常挨打，这个情况就不适合治疗。“此时的主要干预应该是停止虐待。”

他指出治疗的适用性条件：“孩子当前所处的外部世界需要是稳定的、可预测的和非创伤的。如果这种创伤目前正在发生着，治疗工作是无法开展的”。因为“外部世界很不牢靠，还要求他去向内探索就太难了。”

由于细节颇丰，无法逐一列举。但我相信仅仅通过展现出的这部分专业视角，不仅能为治疗师厘清工作起效的边界提供支持，也将帮助家长评估求助于治疗机构时的自身所具备的内外条件。

场景二：治疗室中，当诠释对青少年失灵

这个困境在我参与的小组督导中常常遇见。

乖顺的青少年来访者会对咨询师的诠释表达：“也许吧……可能是的……”，然而咨询师发现这些诠释并未真正地进入来访者的内在，来访者仍然重复着自己的某些言行，让咨询师最终感到无计可施；而愤怒的青少年来访则可能会对咨询师的诠释怒怼：“听不懂你说什么…你们大人真是自以为是！…”，或是报以不屑一顾的沉默，尽管咨询师的诠释可能在其他的同道耳中觉得是很有洞见的觉察与分析。

彼得·布莱克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多游戏、少诠释——非常少。”对于那些过度重视诠释而缺乏游戏能力的治疗师，他提到，“那些有经验的治疗师，他们能有正确的理解或诠释，但多年来并没有让自己真正感受到痛苦。能够感受到痛苦，而不被它淹没，可能是治疗师需要拥有的最重要的能力。”

这让我想起一个19岁的来访者。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时常能带给他一些有洞见的理解和领悟，然而他却越来越不满，并在一次咨询中向咨询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督导中，有经验的督导老师敏锐地抓住了来访者的某些表达，比如来访者提到自己“经常想不起咨询师”、“有时感觉咨询像投币游戏机”，指出来访者的不满和愤怒或许是因为他“感觉不到咨询师在情感上和他同在，咨询师像投币游戏机一样，来访者投币，工作和剧情才会启动，且这些剧情只能在咨询（游戏机）中，带不到咨询（游戏机）外，而他也在咨询师的情感之外，不在之内。也许咨询师在工作时，头脑运转，情感却并没有被来访者透彻地激活。”

布莱克之所以提议少作诠释，是因为儿童或青少年脆弱且发展中的自我意识不应去直面那些使无意识意识化的诠释。这可能会被体验为威胁。在他工作的45年间，很少有儿童青少年会告诉他他们的梦，但其实游戏就是他们的“梦”。

他指出，“要沉浸其中或随着游戏去工作，要让各种素材待在儿童或青少年的隐喻中，要在‘置换’中工作。要让各种素材待在儿童或青少年的隐喻中，也就是‘要将意识无意识化’。”

什么叫意识无意识化？《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的译者严艺家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一个男孩穿着蜘蛛侠的衣服走进了诊室——

A、使无意识意识化的咨询师：“你之所以穿着蜘蛛侠的衣服来，或许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大”；

B、使意识无意识化的咨询师：“啊，你穿了蜘蛛侠的衣服，那你今天想去做些什么吗？你打算救谁吗？你想把你的网结到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A使得蜘蛛侠的衣服所蕴含的隐喻被收紧了，而B则使得隐喻的范围被延展开成了“如梦的体验”，治疗师带着来访者意识层面的线索下潜到潜意识里，将之浸泡并留在隐喻中。

这样的工作思路是一种变革，诠释在儿少咨询工作中的配比如同意面上的松露，极少，重要，但不再是在中心位置。如果无意识处理过程发生在游戏中，就不应该再用诠释来干扰它。

游戏不仅仅指的是用各种实体道具进行的游戏，当然这部分也非常重要，彼得在书中的第八、第九章中，详细的讲解了如何从精神分析动力学视角来设计具体的游戏，并详细的列出了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来访者使用的游戏道具清单，这将帮助治疗师和家长们在选择和准备游戏时更加游刃有余。

在布莱克的更广义的游戏里，还包含了治疗师对于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所有素材——言语的、非言语的，发生在治疗室内/外（来访者走出治疗室但未离开时）、治疗前（在治疗室外等待时）等的所有信息，本质上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游戏的一部分。而治疗师，则需要有能够“玩素材”的能力，去扩大对来访者理解的可能性，为未知留出更大的可流动空间。

比如一个15岁的女孩，每次离开咨询室时，总要走到咨询室门口的挂画前，去扶一扶挂画的画框。她的这个行为有何种含义呢？她是否在表达一种感觉，在咨询之后，她感到自己偏离了过去某种熟悉的感觉，内心因此不安？还是在关系层面上思考——她需要去触摸摆动画框，让自己对咨访关系有一种掌控感，来抵消咨询中体验到的被动；或者通过摆动画框，她在表达想将咨询师摆进自己心里；亦或是在幻想中，她担心自己可能会像这个画框一样，因为不在“正确的位置”上而显得突兀、有掉落的风险，关注这个画框如同在关注可能会被边缘化的、害怕坠落的自己。

如果带着游戏的视角，治疗师会尽可能去扩展所观察到的现象带来的无意识含义，允许自己等待和处在“不知道”中，治疗师可能通过长时间的忍耐与抱持，在治疗中发生的其他游戏里，不断感知会和“女孩摆相框”这个行为相遇的含义。这些含义可能是多样的，是矛盾却又统一的。当这些游戏开始互有呼应时，治疗师或许会陪着女孩将它们潜意识化，直到答案从直觉中浮现，而这答案，也有可能并非是终点，而是下一层理解的起点。

这种等待有点类似嗅闻香水，如果我们直接将鼻子怼到瓶口，或许闻到的只是刺鼻的酒精和强烈单调的香味。但若给它足够的空间、时间、温度与湿度的变化，复杂的气味分子将渐次呈现它们的面貌，甚至闻香者会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中是这种气味，如果是其他的环境，它会如何变化呢？缺乏耐心，急于立刻为这种气味定性则必然会折损它的丰富度的可得性，得出僵硬的理解。

所以，如果治疗师太过将诠释放在中心地位，那么过多过早的诠释将如同一个瓶塞，阻滞了素材自身的挥发和延展，也将限制来访者体验自身行为含义的多样性。

当咨询师能够将发生在咨询中的所有素材都视作是游戏的素材时，工作的空间会被扩大，孩子能被允许更安全的探索或呈现自己，诠释将被重新寻找它合适的位置，而不再成为工作的阻碍。

当咨询师能够将发生在咨询中的所有素材都视作是游戏的素材时，诠释将去到合适的位置，而不再成为工作的阻碍。

场景三：治疗室外，治疗师、父母自身的玩耍能力

有能力玩耍，拥有在游戏中安全地使用他人、被人陪伴的游戏体验，作为治疗师和父母的我们或许才有可能在咨询和养育的过程中，去和来访者或孩子进入游戏。

严艺家在直播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她在自己的治疗师那里养了一只虚拟乌龟，时不时就和治疗师讨论这个乌龟的情况，她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看重自己的治疗师能不能和自己玩起来，一起体验那个crazy的部分。而作为治疗师的她，拥有了这种体验之后，也将能把这种开放和游戏的松弛带入到自己和来访者的工作中。

类似的，如果家长会游戏，孩子也将从中继承到接触自己和世界的能力。

曾有这样一位来访，她因为10岁的女儿来到咨询室。在孩子幼年时，她常年专注于工作和管理孩子的成绩，除此之外生活别无内容，小学时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躯体和情绪问题，老师也忧虑的向她反馈，孩子不和同学往来，封闭刻板，死气沉沉。这个妈妈有一个荒芜的童年，她的生活中少有游戏而全是责任，不知不觉中，她不会游戏的状态将枯萎和了无生趣的感受无意识的传递给了孩子。

幸运的是，通过咨询，她逐渐恢复了过去被忽略的亲友关系，开始学习如何放松和取悦自己；她艰难地重建起了工作、生活、抚育孩子和个人爱好之间的边界；同时，她也在允许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产生变化，比如更多陪伴跟随观察，而不是直接指导和干预；给孩子一些权利，比如在家庭活动中允许孩子成为主导者，来安排和使用她，而非事事她都必须成为权威。

渐渐的，她开始惊喜的发现孩子有了变化，在孩子12岁的时候，孩子能够和更多以前未接触的家庭成员互动并感到开心，好像开启了在人际资源里“寻找新绿洲”的游戏。在班级里，她也开始有了朋友。妈妈自己开始能游戏、妈妈能进入她的游戏、以及妈妈能够被她自由安全使用的游戏，这三个变化最终使她脆弱的我感被一点点强化起来，并生长出了连接外部世界的触角。

在游戏中养育自己

南希·麦克威廉斯将人最重要的发展任务拓展为：“去爱、去工作、去游戏”。

布莱克在书中指出，“无法游戏可能意味着严重的精神疾病，而真正的游戏意味着对自我的发现，尤其是对无意识自我的发现。”

曾奇峰老师则发明过一种人格障碍——“不好玩型人格障碍”，来巧妙地为“游戏、玩耍”正名和松绑。

事实上，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当我们无法和外部世界的元素带有创造力的互动，也难以和我们自己的内在感受融合与延展时，我们可能就已经碰到了“无法游戏”的困难。我们从探索性思维的状态跌入了剥削性思维（被对需求和生存问题的的强烈关注所驱使的集中式思维），动弹不得的部分导致了僵化与现实适应不良。而它们本身亦是诸多症状的由来。若想软化和修通它们，或许我们需要借助好的客体容器，在被涵容和共创游戏的体验中，重新恢复自己游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