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的“三个钱包”理论,揭开了“上海首富”周公子的底牌 |财经峰评

热门影视2024-01-07 15:08:28无忧百科

《繁花》的“三个钱包”理论,揭开了“上海首富”周公子的底牌 |财经峰评


周末看《繁花》,不由想起前“上海首富”周公子。

都是起于微时,游走在贸易与资本市场之间;

都是“卖相老好”,与多位女性纠缠不清;

都与女友在黄河路开高档饭店,把饭店当作经营人脉与信息的平台;

如果宝总有原型,周公子必为其一。

电视剧开始未久,爷叔对前来拜师的宝总,提出“三个钱包”理论:

“一个人应该有三个钱包,第一只是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只是你的信用,人家钱包里的钞票,你可以调动多少;第三只呢,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

这个理论,在周公子从白手起家到加冕“上海首富”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电视剧里情感戏大于商战,想要偷师,还是来看周公子的实操吧。

周公子的第一只钱包与“资本神话”

周公子出生于上海“下只角”普通家庭,相貌俊秀,说话机灵,但学习成绩不佳,17岁就外出打工。

1982年,周公子接班进入父亲工作的辅机厂,在仓库当搬运工。他学历有短板,个性又张扬,如果一直在厂里干,或者在国企体系发展,大概率成就有限。

辅机厂显然容不下周公子的野心,他因表现不好受到处分,在进厂一年多后选择了离开。

80年代中后期,周公子以到日本留学为名,赴日闯荡,倒腾买卖。这段经历,跟《繁花》的宝总有点类似。

综合公开信息,周公子年轻时疑似做过“蛇头”、走私过电子产品、开过烟草店、歌舞厅等。这些要么游走在法律边缘,容易出事;要么是小生意,做不大。

后来遇到阿毛,两人相伴至今。阿毛曾在香港打工,遇到贵人相助,回沪开餐馆创业。这段经历,与《繁花》中的李李如出一辙。

1994年,阿毛和周公子在上海美食街黄河路,开设了主打高端粤菜的“阿毛炖品”,红火一时。好的年景,阿毛炖品年盈利达到千万量级,跟《繁花》中的至真园同一档。

这时的周公子在当时已经算有钱人了,但离首富还是差着几个数量级。

90年代中后期,周公子和阿毛进入了两大造富领域:房地产和股市。这两个领域资金容量巨大,且都带有杠杆属性,真正有可能造就首富级别的财富,但对本金的要求也高。

周公子变相解释过自己的造富路径。按其自述,1995年—1997年间,国内许多国企排队上市。他们用个体户名义,收购职工股。这些股票大多以2-3元的低价买进,上市后有的涨幅多达十几倍。

周公子还说他们在铜期货上获利颇丰,女友阿毛也声称当时在证券市场“赚到不少个亿”。有财经媒体则说周公子在“327国债事件”中一夜之间身价过亿。

这些营造出的“资本神话”,并无可靠验证。在后来的审判中,相关信息透露出,周公子投入股市和烂尾楼上的大笔资金,并非他开餐馆或者炒职工股、玩期货赚来的。

根据资料披露,周公子在电解铜生意中没有赚到钱,但通过电解铜交易,他虚开增值税发票贴现,从银行套取80余亿元的周转资金,开启自己的资本运作。如此看来,后来福建商人的钢贸融资,或许就是偷师于他。

从公开及可验证信息看来,周公子的“上海首富”头衔,不是靠他自述的“资本神话”,更多是靠“第二只”和“第三只”钱包。

这也是几乎所有草根富豪的共性。他们在原始积累阶段,不可能只靠着“第一只钱包”的内生式增长,慢慢变富,而是必然要通过借鸡生蛋、以小博大等手法,做大“第二只”、“第三只钱包”,迅速实现财富的跨越式增长。

周公子的第二只钱包与“银行之劫”

《繁花》里的至真园,俨然是上海商战的中心,人脉在这里汇聚,信息在这里交换。

周公子的阿毛炖品,也有同样的功效。他与阿毛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上海达官显贵,尤其是银行界高层,阿毛炖品一度号称“上海银行家的食堂”。

跟宝总一样,周公子出手大方,交游广阔,在上海滩颇有排面。包括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这样的大佬,也是其好朋友。刘金宝后来调任中银香港分行行长,港币上有他的手写签名。

通过银行界的人脉,周公子开始大手笔获得贷款。大概是高人指点,贵人相助,文化水平一般的周公子与阿毛,玩起了资本运作,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行业之间构筑了一条“圈地-借贷-圈钱”资金链。

他成立农凯集团,重金收购上市公司,直至控股四家上市公司:海鸟发展、英雄股份、上海商贸(HK)和上海地产(HK,已退市)。当时坊间还编顺口溜“英雄问世、海鸟欲飞、商贸开路、地产为王”,足见其声势。

他用银行抵押贷款收购烂尾楼,再通过上市公司来套现。农凯集团投资物业达21万平方米,投资额约14亿,经他“包装”后总估值达25亿元。

风险最后都累积到银行。2003年5月,周公子因涉嫌操纵证券交易、虚报注册资本被逮捕。根据《财经》杂志的统计,周落马后,共有六家主要银行在上海分支机构陷入对周公子旗下公司多达100亿至120亿的贷款资金链里,堪称“银行之劫”。周的好友、原中银香港分行行长刘金宝则在2005年被以贪污罪判处死缓。

在中国民营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野蛮生长时期,周公子这样的“首富”并不鲜见:总资产虚高,其中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继周公子之后落马的上海另一富豪张荣坤,靠社保和银行贷款,获得了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权,简直是“空手套白狼”的典范。

爷叔说的“第二只钱包”,体现出商人的个人信用,也代表了其调动资源的能力。而像周公子、张荣坤那样,利用中国银行业风控机制不健全的漏洞,以银行贷款成就其财富神话,则是对“第二个钱包”的透支。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这种“贷款富豪”越来越难以重现江湖。

周公子的第三只钱包与“上海首富”

《繁花》里,爷叔教导宝总,上海人做生意,讲究“派头、苗头、噱头”。宝总借钱也要长包和平饭店,定制红帮西装,就是为了“让别人认为你很有钱”。

周公子也深谙此道。早在阿毛炖品时期,他就搞了一辆大红色法拉利,号称上海第一台法拉利,时常停在餐馆门口。

与上海滩老法师“闷声发大财”的教诲不同,周公子生怕别人认为他钱少。2000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估算周公子当时资产有0.66亿美元,周气愤地说:“不止这么多,我家族总资产要近150亿元!”

有一年,周公子带领香港媒体、基金经理畅游上海,向他们介绍即将装入上海地产的项目。他指着几处楼盘说这都是自家的物业。

当被问及:这些物业有几成出售、几成出租?周淡定作答:“没卖、没租,我不需要动用这些资金。”语惊四座,豪气逼人。

他在香港的大手笔也为港媒津津乐道。花费860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独立大屋,与刘銮雄做邻居,并另外花3000万港元豪华装修;豪宅被盗130万港币,阿毛的顶级美容中心开业,港姐杨恭如被掌掴······

这对出手阔绰的内地富豪,成功勾起了香港商界和媒体圈的好奇心,屡屡站上娱乐版头条。事后来看,不乏刻意成分,实则是为打造在港名气,营建豪横人设。“上海首富”的头衔,就是从香港商界传回内地,成为周公子的标签。

至于与港姐杨恭如的绯闻,很难分清其中的感情成分与商业成分,恰如《繁花》里宝总与汪小姐、玲子之间的暧昧拉扯。

2003年,周公子被《新财富》杂志评为“中国400富人榜”第13名,当时评估的资产是25.8亿元人民币。同年5月,周公子约见北京媒体,自称资产有400亿元。

这是其“纸上富贵”的顶峰时刻,也是出事的先兆。几天后,他就被捕落马,验证了老法师“闷声发大财”的金玉良言。

官方资料披露出的信息表明,没有来自银行的贷款,“上海首富”只是个小老板而已。有了其精心营造的“第三个钱包”,他才可以将“圈地-借贷-圈钱”的资金链条滚动操作下去,靠“第二个钱包”圆梦首富,但终究难逃法律的制裁。

《繁花》的“三只钱包”理论,是借爷叔之口,说出了上海滩商战的经验之谈,其中不乏对人性的洞察,也包含着海派的人生哲理。普通人囿于想象力,往往对上流社会自带滤镜,遇到“首富”就会自动脑补出其深不可测的背景,盲信其必然具备高不可攀的实力。这给胆大妄为者创造了良好的造假环境。

从多位落马富豪、破产富豪的案例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把营造“第三只钱包”以套取“第二只钱包”当作重点,实为舍本逐末之举。致富正道,在于努力经营,开拓创新,让第一只钱包更鼓;规范运作,维护信用,让第二只钱包更大;建立人脉,保持人设,让第三只钱包更合理。(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胡润峰编辑刘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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