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份以来，生猪和猪肉价格快速上涨，这与全国各地生猪存栏量尤其低直接相关，从而浮现供小于求，供求矛盾凸显。而生猪存栏量低是由三个缘故引起：一非洲猪瘟是造成存栏量突降的直接缘故;二农村生猪禁养是造成存栏量减少的主要缘故;三在上述两个条件的前提下，生猪的生产周期是存栏不足的客观缘故。

　　总之，这次由非洲猪瘟直接引起的猪肉市场的大幅度波动现象，与养猪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密切相关，尤其是采取激进的农村生猪禁养政策，破坏了以某村为代表的农村养猪业作为稳定器的作用。面对生猪与猪肉市场失灵现状，环绕着稳定猪价和生猪生产，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各种措施。

　　8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断定五项具体措施，其中两条就是请求各地废除超出法律发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9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建议》指出要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其中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要踊跃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

　　紧继而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门紧急出台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政策与文件，助力生猪生产与猪价稳定。可见政府意识到市场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尽善市场，加强各个环节的监管;另一方面赋予农村养猪户生存空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作为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农村禁养政策是存在问题的：

　　一是忽视中国的基本实际。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添53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农村常住人口占6亿左右，这些人口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老年人为主的小农群体，二是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中农群体。

　　这两类人群是农村养猪业的主体，形成了以散养与中小型规模并存的家庭农场养猪模式。根据中投顾问发布的《2016-2020年中国养猪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料报告》预计未来我国养猪产业，大型和超大型养猪企业占30%，中小型的家庭农场和养猪大户占70%。实际上，从80年代企业陷入养猪业开始，养猪的规模化得以开启。从人力劳动到机械化养殖，从散养到专业化养殖，生产效率提高，规模化养猪占比越来越高，其中大型企业生猪出栏逐渐提升。

　　然而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实际，与“三农”有机结合的农村养猪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从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养猪业的有机衔接。

　　种养结合的生猪生产模式，既有助于农业去过密化，同时吸纳中农群体。一方面能够满意乡村猪肉市场的需求，使得农村作为猪肉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与功能能够潞傍保持，避免浮现社会性恐慌;另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基层秩序。作为养猪业的中农群体，通过养殖获得不低于打工的收入，成为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从而有助实现乡村管理的现代化。

　　二是政策制定过程采取排斥散养与中小型规模养殖。政策更多的作用在于规范与引导，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不是限制与禁止，从而破坏农户养殖的踊跃性。

　　其排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惠农政策中更偏向于企业与大型养猪场。惠农政策更多是通过补贴的形式体现。根据《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其补贴政策主要分为五个：良种补贴政策，范围限定在天津、河北等省和黑龙江农垦，广东农垦;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范围更是限定符合中央标准的调出大县;标准化养殖项目，范围限定生猪主产区;生猪育种补贴，范围是国家核心育种场;生猪养殖保险政策，没有具体限定。

　　即使在具体补贴上，逐渐从能繁母猪300头以上或生猪存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场、散养户等倾斜，但数量有限，主要是疫苗补贴，养猪良种补贴、生猪扑杀补偿，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等底线补贴，而相关的贷款、奖励、保险等方面几乎处于空白，即使政策有，也没有相关的动力基础。可见中小型养猪场和养猪大户的劣势地位，其发展更多的依赖自身的资金与资源、依赖自身发明市场，“我们规模小，补贴少，贷款也比较难，银行不愿意贷”。

　　二是农村禁养政策强制推行。通过环保、强制升级等政策形式，甚至部分地区限制养猪业的情况，如某省某市共划定148个禁养区，总面积2211.8平方公里。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共准备关闭搬迁规模养殖场区126家、养殖专业户969家，已关闭搬迁养殖场120家、专业户938家，尽成任务进度的96.6%。这种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是激进的，不合理的。

　　一方面极大的增添养猪户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无形中的扩大市场风险。农民的理性受到抑制，主体性未得到尊重，严重打击养猪的踊跃性。从目前看，农村养猪业虽然存在专业化不足，环境污染、病害传播等问题，然而政策并不在禁止，而是引导转型升级，从而能够符合中国目前发展的生猪与猪肉需求和食品安全。

　　综上所述，生猪与猪肉市场的剧烈波动赠予我们的启示：惟独结合中国基本实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政策，才干真正的推动养猪业的转型升级，否则不仅会造成养猪市场的动荡，且会影响社会稳定。忽视中国基本实际，是违抗中国发展基本前提的，违抗中国“稳中有进”的发展基调。

　　对于养猪业而言，脱离“三农”实际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断定性和不稳定性，危害中国长远发展目标;另一方面采取激进的措施，揠苗助长，极易消解了中国农村养猪业作为中国养猪业现代化的稳定器的作用，不利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食品安全需求。

　　总之中国养猪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专业化、规模化与机械化的现代化道路，既需要政府的长期规划与有效引导，也需要市场客观需要，同时也要尊重农户的理性选择和主动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