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们还需要 “时尚警察”吗?

女性时尚2024-01-05 12:29:45无忧百科

2024年,我们还需要 “时尚警察”吗?



还记得Diet Prada吗?这个由Tony Liu和Lindsey Schuyler一同建立起来的Instagram账号,曾经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的时尚领域,都是颇具影响力的存在。两人在2014年12月发布了自己在Instagram上的第一篇帖子,指出了Raf Simons与Prada设计的相似之处—当然,如果我们以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可能这种冥冥之中的“相似性”最终让Raf Simons成为了Miuccia Prada的得力合作伙伴。

随后两人以Diet Prada的名义开始了自己的“时尚警察”生涯。他们会用诙谐幽默甚至带点刻薄的语气,指出秀场和设计师发布系列当中可能存在的抄袭现象,譬如已故设计师Virgil Abloh就曾是他们最经常口诛笔伐的对象。这种直接大胆又带有明确观点的表达方式,很快帮助他们迅速积累起了包括众多行业人士在内的大量粉丝,也带动了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时尚警察”的诞生。

但如今,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和看到Diet Prada发布这一类内容了。点进他们的主页会发现,曾经那些为他们创造了可观热度的控诉抄袭的内容早已成为了历史,如今他们更多在“播报”行业内的发展情况,一些与时尚有关的社会新闻,一些无关痛痒的明星八卦,以及带着幽默的调侃评论—早已没有了先前“时尚警察”那般的犀利,更像是一个行业内的观察账号。

虽然当下关于“抄袭”的讨论始终不断,比如从不缺少争议的Balenciaga。但当互联网的记忆越发的短暂,不禁让人开始怀疑,2024年我们还需要“时尚警察”吗?


时装领域的抄袭并非一件新鲜事,或者说在有时装这个概念的时候,抄袭也应运而生了。早在1903年,高级时装大师Charles Frederick Worth就已经会在衣服上缝制带有自己签名的标签来保证作品的原创性。Coco Chanel女士也曾说过:“那些山寨和抄袭的作品是为通往成功的道路而必须支付的赎金。”

当然,Chanel女士并没有真的“豁达”到无视抄袭者的肆意妄为。1930年,她就联合自己的竞争对手,另一位时装大师Vionnet女士向法院控诉了Suzanne Laneil抄袭了两人48件高级礼服作品。最终法官判定Suzanne Laneil的剽窃做法是有罪的,并认为法国的时装设计与文学作品一样都是真正的艺术创作,都享有版权保护。以至于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巴黎高级时装的秀场上禁止出现插画师的身影。

在前数字时代的时期,作品被抄袭几乎是时装师必然会经历的事情:一方面是抄袭所需要承担的风险相比起能从中获得的收益要小很多;另一方面,在信息交流不像如今这般便捷的年代,原创者们想要主动和被动发现自己被抄袭的情况并非易事——Coco Chanel也是因为在街上看到了巴黎女性们穿着与自己设计的标志性套装极为雷同的单品,才发现了被抄袭这一情况。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人们能够更快速地收集到全球各地的信息,相关法律和行业守则的完善让剽窃的成本增高,但这并没有让抄袭成为历史。快时尚公司如H&M和Zara,他们将秀场上最受欢迎的款式通过一些元素上的修改便放入门店售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百亿资金的商业帝国。近日,Gucci还在纽约联邦法院分别对山姆会员商店(Sam’s Club)、21世纪百货(Century 21)和Lord & Taylor三家零售商提起三项诉讼,理由是“非法推广、分销和销售带有Gucci商标的仿冒包和其他配饰”。


Kylie Jenner推出的个人品牌Khy

有些时候,明星也会卷入抄袭风波之中。就拿Kylie Jenner在2023年刚刚发布的个人品牌Khy的首个系列来说,该系列发售一小时销售金额就突破了100万美元,却遭到了造型师Betsy Johnson的剽窃声讨。


Products by Betsy Johnson

Betsy表示,早在Khy产品发布的六个月前,Kylie Jenner的团队便通过邮件向她索取了个人品牌Products by Betsy Johnson的所有设计概念,使得Khy的首个系列与她的设计惊人相似。

当然,抄袭者也不单单只是快时尚品牌或者是明星这些本身具备完全独立设计和创意能力的个体,很多知名设计师同样也曾卷入过抄袭风波当中。


Louis Vuitton 2021春夏系列


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6春夏系列

譬如在生前饱受争议的美国设计师Virgil Abloh,其为Louis Vuitton设计的2021春夏男装系列,就曾被比利时时装设计师Walter Van Beirendonck公开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抄袭了自己同名品牌的2016秋冬男装系列。而在Louis Vuitton 2020春夏系列的秀后,Jonathan Anderson同样在Instagram上分享了自己个人品牌JW Anderson 2010秋冬系列的鲜花背包细节,来暗示Abloh对他这一系列的“致敬”。而Demna Gvasalia如今依然站在抄袭的风口浪尖。当年他凭借品牌Vetements爆红时,便被不少时装评论人指出其设计中与Martin Margiela经典设计的雷同之处。除此之外,Jean Paul Gaultier的很多经典元素,同样也曾出现在Vetements的秀场上。


Céline 2013秋冬系列


Geoffrey Beene 2004秋冬系列

这种指责并非集中在某几个话题人物身上,很多公认的极具才华的设计师都曾遭遇过抄袭的指控。像是Phoebe Philo,她在Céline时期就遭遇过两次抄袭的指控。其中一次是品牌2013秋冬系列的一件大衣,被认为和美国时装品牌Geoffrey Beene 2004秋冬系列中的一款设计雷同。除此之外,设计师如Haider Ackermann,他为Jean Paul Gaultier打造的高级定制系列被比利时设计师Jurgi Persoons指控抄袭其往季系列;Jonathan Anderson曾被指控抄袭了三宅一生等日本设计师的档案作品;Alessandro Michele的Gucci系列中,也曾有过对Dapper Dan设计的挪用等等。

抄袭的情况在国内也并没有得到改善。大家明明都看得出来设计师“借鉴”了哪些品牌的元素,却还是会为其鼓掌喝彩,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的有趣。“借鉴”和“挪用”海外出色设计师的作品以创作出自己的系列,在过去几乎成了国内时装行业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似乎只有这样,设计师和品牌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当然,随着中国时装行业的不断发展,这种带有大牌影子的设计方法论已经逐渐从国内独立设计师的创作手法中退出,越来越多充满原创性的表达在升起。

另外,许多非时装专业的明星和网络红人涉足时装领域,同样也成为了国内抄袭现象的另一个重灾区。譬如在2023年引得全网讨论的一场敦煌“高级定制”秀,撇开所宣传的高级工艺不谈,其中很多套衣服都可以找到诸如Givenchy、Schiaparelli和Moschino等极具原创精神的高级时装屋的原版参考。哪怕收获了如此争议,但更加让人悲哀的是,这甚至就是国内时装界2023年热度最高的时刻。


Givenchy 1997春夏高级定制系列


Balmain 2015春夏系列


Mark Gong 2024春夏系列

抄袭的例子不胜枚举。总的来说,抄袭这一行为对于被抄袭的一方总是不公平的。时尚行业媒体The Fashion Law的主编Julie Zerbo曾说,快时尚品牌的抄袭行为会使得品牌忠诚度下降,让快时尚和设计师品牌之间原本分明的界限变得模糊。“毕竟消费者们更愿意去花小钱买一些可能只会穿一两季的时髦款式单品。”与此同时,那些属于时装品牌和奢侈品的目标客户,也会因为快时尚的卖场里出现了雷同的设计而不愿意花钱去购买价格更贵的原版。

另外,很多被抄袭的对象是初创或者规模较小的设计师品牌,这些品牌的主理人们并没有像大集团大公司一般的财力和人力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剽窃和抄袭情况。珠宝设计师Eva Fehren就曾表示:“将原本应该用于发展品牌的大量预算放在法律费用之上会使得我们的品牌经营更加困难。”正如同Betsy Johnson对Kylie Jenner控诉的那般,当后者享受着靠剽窃而得来的商业成功时,自己却还在为没有还完的学生贷款而发愁。

消费者的无意识选择和被抄袭者高昂的维权成本,使得时装行业里抄袭这件事情并没有办法从根源上解决。


在聊“时尚警察”这件事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了解—抄袭和挪用的边界在哪里?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由Virgil Abloh(没错,又是他)提出的颇具争议的观点—“3%法则”。Abloh曾在2017年的哈佛大学演讲中表示,品牌成功的关键有7个,而在这些关键中包含了一个“3%法则”,指的是他会通过设计改变物品原本形态设计的3%,从而创造出新的产品。

这一观点后来时常会被媒体和网友们拿出来调侃,认为“3%法则”不过是Abloh合理化自己挪用抄袭行为的一个借口。不过这一概念并非新鲜,早在1950年代,巴黎激进艺术家与文化理论学家团体字母国际主义(Letterist International)就已经提出了“异轨”(détournement)理论。在“异轨”理论中,创作者可以“将旧有作品以颠倒的方式重新创作”,从而获得新的作品。当然在“异轨”理论中,被挪用或者抄袭的对象必须是大众所熟知的,以便创作者能够有效和迅速地传达与原作相异的意图和信息。譬如大地艺术家Christo和Jeanne-Claude,他们通过将地标性建筑如巴黎凯旋门用特制的面料包裹起来,从而达到扭转人们对寻常之物的看法和观念。尽管他们的包裹是暂时的,但对人们印象的重塑是长久的。


Louis Vuitton 2022春夏系列


这套Off-White 2019秋冬系列男装

被认为抄袭COLRS 2018秋冬系列作品

某种程度上来说,Virgil Abloh的“3%理论”是将“异轨”理论从当代艺术的领域应用在了时装设计之上,他从来不避讳让观众和媒体直接从设计当中看到灵感来源—早在Pyrex Vision时期,他便将Ralph Lauren经典的法兰绒格子衫进行了3%的改造。而后在Off-White和Louis Vuitton他也没有为了避嫌而收敛起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说他更加有意为之。正如他在Louis Vuitton 2022春夏男装系列的秀场笔记中说到的那样,Amen Break作为一段经典的beat,被音乐人们采样了超过4000次。而同样的,这些经典的、属于自己成长环境里的时装元素如廓形、印花和设计方式,也可以被视为当下时装设计师的Amen Break。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设计师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些Amen Break的基础之上,加以自己风格化的演绎。


Miguel Adrover 2000秋冬系列

这样一个观点,乍一听十分有悖行业道德。但如果仔细想来,时装领域里践行这种创作模式的设计师们并不在少数。“抄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同样也是“创新”。早年被视作时装先锋的Miguel Adrover曾在千禧年左右,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将“抄袭式创作”放在了大众视野前。在Adrover的2000秋冬系列秀场上,他让模特反穿着一件由朋友购买的Burberry Trench风衣改造而成的裙装走上秀场,并将Ralph Lauren的polo衫、Louis Vuitton的手袋稍加改造呈现在系列中。他通过这种直接挪用的方式,大胆地挑战着品牌价值,进而表达着自己关于社会议题的看法。

与Abloh同样服务过Louis Vuitton的Marc Jacobs,也是“抄袭”这一创作手法的常客。在离开Louis Vuitton之后,Jacobs同名品牌停滞不前的系列表达和日渐惨淡的商业,让媒体们无一不对他的发展前景表示了强烈的怀疑。对于这些质疑,他选择了一种近乎纯粹的手法展开了自己的创作。他不再避讳抄袭这样一个话题,而是开始认认真真从自己过往受到的影响中找寻灵感,包括Claude Montana的大廓形西装、Yves Saint Laurent奢华精致的时装语言等,创造出属于自己而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的时装。



Marc Jacobs 2020秋冬系列

像是广受好评的Marc Jacobs 2020秋冬系列,他近乎直白的在秀场上陈列出了自己这些年所热爱的时装。不管是Demna Gvasalia执掌下的Balenciaga,Alessandro Michele的Gucci,还是1990年代的Versace和Calvin Klein Collection,都在这一场时装秀上交汇。Jacobs的做法更像是通过一针一线地还原这些他所欣赏的时装设计师的作品,来感受他们的创作意图,并最终内化成自己创作的一部分,再加入属于Marc Jacobs的独特笔触,进而完成新的创造。


Vetements这件纹身皮肤衣

被认为抄袭Martin Margiela

成立于2013年的纽约时装品牌Vaquera,其创作团队则把这种“抄袭”的创作方式称为“时尚同人文”(Fashion Fan Fiction)。Vaquera的成立,更像是对Demna Gvasalia主导的Vetements给时尚行业抛出的问题的一个回应—即引用其他设计师的出色作品在自己的设计当中,同样也可以被称为创新。我们可以看到Miguel Adrover和Christian Lacroix等人的作品,都翻版出现在了Vaquera的秀场上。

总的来说,不管是“3%理论”还是“时尚同人文”,它们讲述的是一种更加坦诚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方式不避讳自己在其他创作者身上受到的影响,并且希望通过这种复刻和致敬来进行属于自己的创造,而不是单纯的盗版或者照抄。或者用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来说,这些理论服务的是创作者本身,如果其产出的作品是自洽的,并令人信服的,那么“抄袭”就并没有逾越所谓的行业道德底线。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问题,“行业道德标兵”Diet Prada不再关注抄袭,是否意味着现在的人们不需要“时尚警察”这个角色了?

答案是否定的,“时尚警察”的角色依旧是被需要的,或者更具体来说,需要找出那些照搬照抄真正损害了原创者本身价值的设计。譬如快时尚品牌直接使用未经授权的艺术家印花和设计,或者奢侈品牌直接照搬的独立设计师作品,是需要被不断曝光出来的。通过互联网自发的力量来帮助相对弱势的创作者们获得更加公平的待遇,也可以让行业本身更加规范,而不是肆意抄袭——像是媒体曝出了Alessandro Michele挪用Dapper Dan的设计后,Gucci很快便联系了Dapper Dan,不仅为其重新开设了精品店,甚至还合作了一个胶囊系列。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对“时尚警察”这样一个角色抱有批判的态度。这个原本应该处在中立立场的角色,在积累起一定名气后很可能因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失去其原本的表达视角。就像是Diet Prada,在从幕后走出之前,他们抨击了很多的设计,但随着品牌的商业邀请和合作增多,这种抨击很快就消失了。在Walter Van Beirendonck指责抄袭时,他们甚至发文表示其过于上纲上线。

我们总是会认为时尚是一个强调原创性的产业—当然,这个行业里有很多天才可以创造出惊为天人的原创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认识到,复制、炒作和大量的生产,同样也是这个行业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就像是Amen Break一样,一件服装的经典,同样也是由之后有多少人模仿所决定的,没有了“抄袭”也就没有了热度和商业价值。所以,我们无法阻止剽窃和抄袭的发生,“时尚警察”也无法真正杜绝抄袭,那不如就像Coco Chanel女士一样,把这一切都当作是成功路上必须要交付的罚金吧。

编辑-代晶地

新媒体编辑-Monster C

文字-Toby

图片-网络


本文标签: 时装  男装  秋冬  普拉达  设计师  时尚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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