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问我：“为什么我月入8万，还不如月入8千的人快乐？”

时事新闻2024-05-08 15:59:25无忧百科

编者按：今天，青年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背后的原因之一便是青年在当下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有影响力、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情感、困惑、喜好和愤怒正在以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力量塑造着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纠结于内耗的一代人，“佛系”“内卷”“躺平”“摆烂”……这一代青年一方面努力逃避社会对自己的定义，一边又在努力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建立属于他们的世界观和奋斗观。他们的建议是，建议你不要对我提建议。在观察者网品牌学术栏目观学院的主题演讲中，“蚁族”概念的创造者、长期深入青年群体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廉思教授用长达十几年的观察视角，描述了他眼中的“时代青年”和“青年现象”，提出了点不一样的“建议”。

廉思：

各位青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来到观学院，今天我想分享一些关于青年的看法。

我们课题组是做青年群体研究的，我们从2007年开始，坚持做青年研究已经有15年了。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做了一个“中国青年动物园系列”：从最开始的“蚁族”，到后来的高校青年教师“工蜂”，再到返乡青年“洄游”，继而快递小哥“蜂鸟”——横向维度上我们一共研究了35类青年群体。

在纵向上，我们把中国青年看作一个整体，观察他们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的位置。那么，中国现在有多少青年呢？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14-35岁的青年总量约为4亿，这几年青年人口持续下降，现在大约在3.7亿左右。我们尝试把这3.7亿青年当作一个整体，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来观察。

年轻人的世界是向外展开的，他们都期待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么影响青年人未来的又是什么呢？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影响青年向上流动的要素主要包括户籍、住房、职业、婚恋等等。于是我们围绕城市户籍问题研究城市新移民的崛起，围绕青年住房问题研究流动时代下的安居、围绕青年婚恋问题研究阶层分化中的联姻……

大人，时代变了！青年自然也会跟着变

在这个时代，青年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其来源于青年的发声能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这一“显学”产生的大背景是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也改变了青年与社会的关系。

在以往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知识总是和年龄呈正相关性。年龄越长，知识越多，比如爸爸种地肯定比儿子强，因为爸爸试错的机会更多。但移动互联时代，知识平权化了，知识获得的渠道也日益多元化了，普通年轻人可以跨过漫长经验积累的试错阶段，实现对年长者的“弯道超车”。

社会学上把人类社会这个阶段称之为“后育时代”——年轻人反过来教育中老年人！这使得青年有了通过虚拟互动直达现实社会金字塔尖成为可能。以前是年轻人仰视中老年人，现在是年轻人平视中老年人，他们不光平视上一代人，还平视权威，平视一切强大的东西。

在这样的时代里，年轻人知识量的迅速增加带来了三个比较有趣的变化：

一是节奏感加快。年轻人用节奏感来区分彼此，大家“拼手速”，上一代人跟不上年轻人的速度，年轻人就不满意，觉得你没有带来新的知识，知识更新速度太慢了。

二是审美感变化。颜值即正义。开玩笑说，我十几年前给“蚁族”做访谈时，虽然我的调查方法不是那么娴熟，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年轻，还沾点“颜值”的光，不需要太多的调查技巧，也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但即便我现在调查技术很高超，也很难让一个00后跟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中年大叔敞开心扉了。

三是权威感获得。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权威感是从科层制中获得的，但是年轻人的权威感是从互联网中获得的，比如知乎大神、B站up主，小红书博主，这对整个科层体系的挑战是很大的。反映到职场中，就是很多管理者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好“管”了。

除了以上三点，当代青年人面临最大的时代变化，其实是小康社会的建成。

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物质财富不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的物。对于年轻人来说，吃得好、穿得暖、住的舒服不再是他们最在乎的事儿，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的多元化：现在的中国一代青年人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分化，前现代价值观、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体现为“时空压缩”引发的“价值观堕距”。

2023年6月18日，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日，当天依旧吸引众多影迷观影，票房火爆排片表兼“满座” ，影迷抢票拼手速。（图源：视觉中国）

刚才我谈到的3.7亿青年，大致呈怎样的分布形态呢：

北上广深加上像杭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这些一线和准一线城市的青年人，大概数量在一亿。二三四线城市的青年大概在两亿，农村的青年大概在七千万。即使是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和准一线城市的青年人中，真正中产以上的青年群体也就在2,000万到3,000万左右，他们追求更精致的生活品质，其中包括对一些社会议题的关注，体现了后现代价值观“去中心”“去权威”的特征。而同时大量的青年人其实还是在从事外卖骑手、货拉拉司机、网约车司机、商场售货员、酒店服务员等大量的服务性行业，他们还在为物质上的生活富足而打拼。不同阶层的青年追求的东西日益不同，差异逐渐加大。

从“内卷”到“躺平”，时代这么牛为啥我不牛？

这几年有一个流行词叫“内卷”，什么是“内卷”？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努力的通货膨胀”——我再怎么努力，结果都低于我的预期——努力的投入和产出比下降。如果把“内卷”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就会发现，这个概念其实反映出在社会已经进入后小康时代、物质不再大范围短缺的前提下，如何激励青年人持续奋斗的议题。

其实早在1980年代，这种困惑也有类似的表现形式，那就是“潘晓大讨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如果说潘晓来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辩论体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的主体焦虑，那么，近年来有关“内卷”问题的讨论，则回应了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日益壮大后的新问题：青年人如何在上升渠道日益收窄、社会结构整体趋于稳态的过程中，寻找到新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近几年，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很大，GDP增速下降意味着体感不好，表现为找工作难，收入增长难，生活不容易；但另一方面，中国GDP在全球占比在提升，中国在科技、军事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国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我们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这样的对比，其实就能回答青年人很有意思的一个困惑——“厉害了我的国，为什么就我不厉害”？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从经济增速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40多年改革开放分成大致两个阶段：2015年前，整个中国的发展好比一个高速电梯，就算蹲在高速电梯里，也能分享到时代红利。那时发展速度足够快，增量足够多，一代人足够分。2015年以后，增速下来了，这时恰逢90后、00后步入社会，蛋糕不够分了，这就表现为代际冲突：90后、00后需要去和70后、80后抢份额。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个发展中的企业，70后、80后入职时，正好赶上企业迅速扩张期，企业效益好，位子也多，努力一下就能干到中层。等90后、00后进入到企业的时候，企业增长速度变慢，位置也相应减少，一方面，干好不容易，竞争愈发激烈；另一方面，中层的位子已被70后、80后占据。有00后对我说，“廉老师你们什么时候退休啊？”我回答，“不好意思，我们延迟退休”。

我的博士后今天也在现场，她特别努力，但她也有发表论文的苦恼。有一次她跟我说：“廉老师，这篇文章我改了好多遍，编辑还是不满意，我不知道怎么改了”。我说：“你别着急，回头看看书柜”。书柜里摆放的都是我发表的文章。她看后说：“廉老师我懂了，我还不够努力。”我说：“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版面都被我占据了。”

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我们能看到“内卷”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第一，随着内卷化和竞争过载的加剧，年轻人本身在社会中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所以他所感受到的压迫性会更强。现在的这代年轻人，由于在价值观的形成期中国还在高速增长，就导致他们在感官上习惯了中国的增速，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一定会变好。但增速一旦下来的时候，青年人表现得最为不适应。

第二，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网上，年轻人的焦虑感也会更强。当看到别人的生活比自己过得更好，他的紧迫感就会增强。从2015年以后产生的一系列年轻人或自嘲或嘲讽的热词中，我们能感受到青年人情绪的微妙变化：2016年“丧”，2018年“佛系”，2021年“躺平”，2022年“摆烂”，2023年“幻灭”……

理解“愤怒的一代”：青年与时代的关系必须要理顺

2016年，我访问了日本知名的传媒集团博报堂。日本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我们从日本青年的状况，能够预判出中国青年的某些发展趋势。那当时的日本怎么看待自己国家的青年？

博报堂若者（青年）研究所所长原田先生说，日本这一代青年叫做“悟世代”，“悟”就是开悟的意思，“悟世代”就是行也行，不行也行，咋样都行，全想开了。2016年日本是“悟世代”，两年后的2018年，中国是“佛系”，这中间有很强的相似性。

2021年，“躺平”成为了中国青年的网络热词，恰好在这之前的两年，2019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尼特族的调查。尼特族即主动的失业群体，他有就业的能力，但是不愿就业，当时我们测算的人数将近500万人，这个群体就是“躺平”人。

但我仍然认为“躺平”和“佛系”这些词看上去很消极，但实际上是有一些积极因素蕴含其中的。

中国青年其实并没有真正“佛系”，年轻人嘴里说着佛系，行动上一直在奋斗——毕竟中国有一种佛叫“斗战胜佛”。青年人一边说累了要休息，一边喝着枸杞加鸡汤继续努力。

“躺平”也可能是换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见过一些青年人，原来在“大厂”打拼，现在“躺平”在小红书或抖音上卖东西——他们并不是真正“躺平”了，而是更换了新的赛道重新出发。

但是说到“摆烂”，我想了很多办法，还是很难绕到积极的一面上来。我曾经跟一个“摆烂”青年聊过，我说你这么年轻，为啥就不想奋斗了？一个人从来没有奋斗过，这样的人生有意思吗？他说，老师你这么说太武断了，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奋斗过？我奋斗过，越奋斗越发现自己是“废物”，“我没有必要反复确认这个事吧”。“摆烂”青年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和自洽逻辑，他们对外面的一切说辞都可以挡得回去。

青年这种状况的发生不是中国独有的，其他国家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就是“愤怒”——年轻人觉得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命运，年轻人认为上一代人留给自己的是一个“不好的世界”。所以青年问题对全世界的治理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有的国外学者称之为“愤怒一代”。

“愤怒一代”如果持续蔓延，会让我们这个社会丧失大志。日本社会学家大前研一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低欲望社会》，书中这样写道：“日本人（特别是那些从开始懂事时就遭遇经济不景气、如今35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未来抱有不安，不想背负贷款重荷，是对利率毫无反应的国民，是反向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国民。”这也恰好呼应了此书的副标题——丧失大志的时代。日本的青年人从“昭和男儿”到“平成废柴”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这也给我们以警醒：国家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之间如何架设起逻辑的桥梁？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十几年前我做“蚁族”调查时，我在唐家岭住了两年，我和“蚁族”们一起吃烤串喝啤酒，大年三十包饺子。十五年过去了，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可以概括为两个词——奋斗和梦想。你很难想象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那个场景下，真的坚信自己可以留在北京，虽然住在相对窘迫的环境中，但他们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的渴望，那一代人是相信奋斗的。

《蚁族》那本书里，为我作序的是唐家岭住我隔壁的那个卖保险的哥们。这篇序后来成了2009年的网络爆款文，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不承认我是个失败者，我只是尚未成功。”

这张照片是2014我在一个“蚁族”床头拍到的一张买房计划书。

左边写的是电脑、学开车、买车，右边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之购房计划，包括详细的住房面积、建筑使用面积。在这份计划里，她每年存6.36万元，每月需存5300元，月收入需8000元整就能买上梦想中的房子，她在下面写道：一定行！努力！努力！再努力！

按照这种方式计算当然买不上房子，因为他们只算了自己工资的涨幅，却没算房价的涨幅，但重要的是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就一定能买上房子。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增加0.01个百分点，都是无数青年人在背后打拼的结果，这就是中国年轻人坚信的“奋斗信仰”。

走，到不“卷”的地方去！

上一代年轻人的奋斗热情已然留在了历史中，到了今天这个年代，大家都这么卷了，年轻人该怎么发展？还有机会吗？

未来社会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有点像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所说的学历膨胀，只有更优秀、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相对好的结果。

有没有办法去破解这个事儿？这几年我一直在做调查，我发现有些青年就很聪明，他们不在卷的地方待着，走出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他们在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1.回到乡村：洄游青年

乡村不太卷，起码没有现在城里这么卷，目前还处于低“卷”度。

曾经“蚁族”问我一个问题，四年前我用一袋钱换了一堆书，为什么四年后这堆书换不回一袋钱？为什么知识能改变命运，却没能改变我的命运？

后来我们发现，知识改变命运，不仅跟你本身拥有多少知识有关，还要看你所处的地理空间位置。北上广深是知识高地，个人的知识负载量在向上流动中发挥的作用就小；县城和乡村是知识洼地，个人知识负载量在向上流动中发挥的作用就大。所以是在大城市做“蚁族”，还是回小城市做“贵族”？乡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几年很多青年洄游到小城市和乡村就业创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2.走向瑷珲—腾冲线以西：西进青年

放眼全中国，不卷的地方不多了，除了农村，还有一个地方——西部。去年底，我到西部调研了22个市，发现很多有前瞻性的青年人已经往西部去了。

大家都知道胡焕庸线——从云南腾冲到黑龙江黑河这条45度线。1935年时西部人口占总人口的4%，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西部的人口依旧只占5.6%-6.3%，基本没有变化，这条线在近100年以后依然能把中国分为两个部分。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青年人往西部去，以自身的能量来勾连起东西部的发展，的确是一条打破内卷焦虑的有效路径。

2022年6月23日，贵州省黔西南，研究生支教团支教老师樊珈鳞在安龙县笃山镇王院村小堡营小学给学生上自然课。（图源：视觉中国）

3.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带路青年

放眼全世界，不卷的地方也不多了.相比之下，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面临很大的发展机遇。青年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去，改变当地的状况，给当地人民带来更大的变化，也能收获更大的价值。

今年是“五四运动”105周年，时代赋予青年过去不曾有过的机会，当然也期待青年有更多的意识和担当。这三类青年他们没有焦虑吗？没有困惑吗？肯定也有，但是他们的焦虑和困惑不是在卷的过程中，而是在为自己开辟新空间的过程中，或者说这种“迷茫”与“困惑”是创造新机会的迷茫，而非一边精神内耗一边停滞不前的纠结。他们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没有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卷下去，而是努力找寻新的发展空间，这也预示着中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八千VS八万”之问，奋斗究竟和什么有关？

最后，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奋斗。

年轻人经常问我，既然都这么卷了，奋斗还能成功吗？奋斗还能不能实现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我努力奋斗的终点，还不及别人尚未奋斗的起点？为什么有的人好像不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就能过上很好的生活？我吃苦肯干、就能成功吗？

我认为，奋斗和结果的关系只有在两件事上是特别强关联的——学习和健身，其他的事情上奋斗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比如你喜欢一个女孩，拼命去追，很可能的结果是她离你更远了，而不是因为你的努力而离你更近了——很难说清你的努力是“作为”还是“作死”。

40年前是大家都不努力，你努力了就能成功。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努力，你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你不努力一定不成功。40年前是大家都没知识，你有知识就能改变命运。现在大家都有知识了，你有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一定不能改变命运。努力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仅把两者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因果论，一旦没有达到预期就会特别失落。

所以你别小看“内卷”这个词，它意味着努力的通货膨胀，意味着收益比下降。我特别努力，最后没达到预期目标，就会变得特别失望，最后索性“躺平”——卷的结果不一定是让你更努力，很有可能就直接放弃了，因为你看不到希望了。

有人会说，既然努力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为什么我还要努力奋斗呢？

我觉得，努力不能为自己带来“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但可以产生“风险最小化”的效果。那我自己来说，我特别努力地做调查、写文章、思考问题，如果我的目标是成为费孝通那样的学术大家，我可能越努力离费老越远，我会越努力越失落。因为费孝通的成就，固然有他自身努力的原因，也有时代的机遇和很多偶然的因素造就。成功的要素，如果非要让我总结一下，我认为大概有：个人努力+组织培养+上天眷顾+时代机遇+贵人相助+高人指点+小人监督+……。所以，努力到底是为什么？不是为了取得“最大效用”的那个成功，而是为了增强自己抵抗风险的能力。当有变化来临时，自己拥有迎接变化的底气。

这让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员工的下岗。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是“铁饭碗”，可以干一辈子不会被开除。突然有一天国有企业倒闭了，员工要下岗分流了，这时你就会发现，原来特别努力、有一身手艺的人，大多被民营企业看中，高薪招聘了，而那些以为可以一辈子在国企混日子的人，在风险面前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就只能等待命运的裁决。

现在年轻人在奋斗中还有一些困惑，比如怎么看待自己努力的价值？曾经有一个“码农”对我说：“我每个月挣8万多，我大学博士同学在航空科技一个月挣8000块钱，我俩研发的是同一个程序，工作内容都差不多，我在民营企业挣得比他多多了，但就是感觉我只是在给资本家打工，每天没精打采，他却工作特别带干劲儿。”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指了指楼下扫地的阿姨，说：“廉老师，你看那个阿姨，我的工作还没有她有价值，她起码能让这条街道变得干净。”

如果你工作的最终动力都只是为了改变个人的命运，实现阶层的跃升，迟早有一天你会倦怠。即使你一个月挣8万，哪怕一个月挣80万也会倦怠。为什么他的同学跟他干同样的事，一个月挣8000却很有干劲？因为他的工作和更大的意义连接起来了，和更大的叙事——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了。

这样说好像很空很大，其实不是。人做事，最终要看到意义感，如果长久看不到意义感，就会丧失做事的动力。

雷锋不会认为自己是“打工人”，雷锋精神中有一种“螺丝钉”精神，他把自己视为一颗“螺丝钉”，但他不会像现在很多人那样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悲的“工具人”，因为他作为“工具”的自己和更大的叙事关联起来了，因此他不会觉得空虚。

如果脱离了这种联系，仅仅从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其实很难分清楚努力奋斗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区别。比如我很拼命，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我自我感动着，认为自己在努力奋斗中，但很可能别人看你，是认为你想往上爬想疯了。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努力的最终指向是为自己的功名利禄，还是有更大的意义。只有把自己的叙事放到更大的范围内，你才能看明白雷锋那句话：“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根据课题组的观察，虽然这几年随着从事快递、外卖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的平均收入在下降，但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的职业倦怠感相比原来反而是降低了，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升高了。原因就在于经过疫情这几年，快递小哥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体会到了自己在社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感受到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尊重，他们越来越认可自己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