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开启第一天议程。在当天下午举办的“减少贸易碎片化”分论坛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总裁林毅夫在论坛上就如何避免贸易保护主义、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美国人树立正确认识的问题，作出了精彩发言。

针对贸易碎片化和全球化的相关问题，林毅夫指出，贸易是双赢的，能让每个国家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有更低的成本，发展更快。这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在经验上也是很清晰的，那么怎么会出现去全球化贸易碎片化的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些国家国内出现了问题，比如失业率比较高、经济增长比较慢、中产阶级比重下降等，他们经常把国际贸易作为替罪羔羊，认为这些问题是因为外部产品进口引起的，其实不然。

林毅夫就此提出以下三点应对方案：

第一，学界理论界有责任，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分析清楚，因为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如果开出的药方跟其国内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不相关的，既不利于自己的国家，也不利于世界，所以学界理论界有责任，把各个国家国内问题的原因讲清楚，能够帮助其解决问题。

第二，在WTO的框架之下，尽管每个国家有共识，但是各自的立场经常不一致，以至于某些国家有时为了本国的利益来阻挠全球利益，比如WTO刚开始强调制造业贸易自由化，但是农业并没有贸易自由化，因为发达国家要补贴国内的农民，所以排除了农业。现在有的发达国家，发现自身制造业竞争力在下降，就开始设计各种限制，让全球化的进行越来越困难。跨境贸易对每个国家有利，但是有的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商业或者制造业，即使深知跨境贸易对全球福利提高有利，也不愿意推动。

在全球一致规则不能形成的状况下，区域集团的合作还是应该作为次优的安排。因为在区域之内，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比较接近，利益也比较接近，如果能够先形成区域合作的协议，至少参加的每个人都有利。如果这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协议，区域内每个成员国协同一致把经济发展好，同时也开放区域外的国家，在全球一致的WTO规则不能形成之前，先形成区域合作，也是值得鼓励的。

第三，贸易是双赢的，但是小国得到的好处比大国得到的好处大得多。在谈判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国家谈：发展中国家是小国，主要国家是大国；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大，大国得到的好处小；如果不贸易，大国得到的损失小，小国得到的损失大。因此，如果是一对一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是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是2000年前，七个国家经济比重就占到世界一半，其他的国家只有另一半。现在不一样了，七个国家的GDP只占世界30%，其他国家加起来占70%，这种状况下，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团结一致，经济体量就大于发达国家。大国要是不跟发展中国家贸易的话，损失就大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是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所以说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一致，继续推动在WTO规则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完善。当然有困难，但团结一致的话，这个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谈理论创新时，主持这一分论坛的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提到，现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叙事都在说，中国抢了你的饭碗，吃了你的午餐等等，实际上美国中产阶级过去四十年基本停止了生长，1%的华尔街财富相当于50%普罗大众的财富，美国很多中西部地区都受到了影响。企业一直在受益，但并没有惠及美国中下层群体。于是美国政坛变成了一个怪圈，每年的大选必须出来抨击中国，这样才能被选上。王辉耀表示，我们能否在理论上有一些创新，让美国人明白。

林毅夫表示，这些年他一直在推动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创新，目的就是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很多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讲清楚，改进这些现象应该往哪些方面努力，也讲清楚。

林毅夫介绍说，美国政客要想被选上总统，就要看一般的选民对经济问题怎么认识。当选民的认识与事实相背离，即使这个领导人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为了选举，也只能讲那些违背自己良心的话。

但是选民不是学者，选民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受到舆论界的影响，这种状况下，在改变领导人之前可能要先改变舆论界。一方面，一些利益集团在主导舆论，比如美国华尔街的力量非常强、金融界的力量非常强，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力量非常强，他们可能控制着舆论。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确实是对原因没有了解清楚，不正确的认识导致了不正确的舆论，让选民被错误的意识引导。这种状况下，一个领导人即使非常明智，也不能提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必要政策、或者推动必要的改革。

林毅夫说，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经验，成功的、不成功的。要从这些经验入手，了解它背后的道理，形成更好的分析框架，并且形成新的话语体系。这是我作为学者的责任，要教育新一代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人将来可能成为政治家，也可能像在座的媒体人一样，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来了解事实，让根据事实形成的论断变成主要的媒体声音，帮助引导选民认识当前的区域挑战是什么。

这样的话，形成的政策会对国家有利。如果是真正对一个国家有利的政策，也会对全世界有利。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外国选举的时候对领导人当前有利的政策，不见得对这个国家有利，对全世界更是不利。

他表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东亚经济体在二战之后，从原来被认为是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好的地方。过去的理论不是来自英国就是来自美国，现在更需要一些来自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经济体的理论，来看看为什么处于同样的世界格局之下，这些国家地区能够发展成功，其他地方不那么成功。将来形成新的理论、新的话语体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我相信也会有助于发达国家和全世界的发展。

此外，在被问到202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出现波动的问题时，林毅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外投资整体下降。只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利用国内外资本一起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我相信中国还是可以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之下保持相对稳定快速的发展；我相信中国还是全世界发展主要动力来源；我相信中国有能力、有可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30%左右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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