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9时，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强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2023年工作，提出了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并阐述了今年政府的工作任务。

为何将2024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报告中强调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藏着哪些发展机遇？如何在现实运作中真正实践“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精简文件和会议”？围绕今年这份政府工作报告，观察者网采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

观察者网：政府工作报告将2024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而去年我国GDP增长是5.2%，完成了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5%的目标。您觉得5%的目标设定，有哪些内外因素的考量？也一直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只有快了才能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增速目标降低，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鄢一龙：“十三五”时期中国平均增速为5.8%，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降到2.3%，2021年经济恢复增长到8.1%，2022年增长率为3.0%，2023年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恢复与稳住，在三年疫情冲击后开始修复和恢复增长，同时，稳住了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实现了5.2%增长。

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27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从排名上看仍然处于几十名开外，但是按照人口规模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世界第二阶梯。

我们可以把世界80亿人口大体可以划分为6个“中国”：第一阶梯是高收入经济体，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等，总人口不到12亿；第二阶梯是中国，总人口14.1亿人；第三阶梯是拉美和中间地带国家，总体处于上中等收入，总人口16亿人；第四阶梯是东盟，人均GDP 5000美元左右，总人口6.7亿人；第五阶梯是印度，总人口接近14亿人；第六阶梯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总人口12亿人。从这样一个世界图景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第二台阶迈向最高台阶。

山到登顶路更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不是爬坡，而是向上跳台阶。从国内外看都会遇到重大挑战，发展到这一步旧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继续往上走就需要靠高质量发展，靠新质生产力，靠创新。

从外部环境来看，今年是世界政治的大年，首先是俄乌战争、巴以战争两场战争走向何方，其次就是大选，美国、俄罗斯等大国都要大选，这些都会给我们发展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同时，不管美国的政坛是否轮替，对华遏制的战略基调是不会变的，美国为了维持其霸权，会持续遏制中国发展，在地缘政治上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这是结构性矛盾，并不取决于我们对发展中美关系有多良好的意愿。

观众在美国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参观农历新年彩灯展览（资料图/新华社）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中长期竞争优势仍然强劲，庞大国内市场、产业链条完整、经济韧性强、腾挪空间大的竞争优势并未改变，而且通过几年的结构性改革，已经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高附加值转型，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旧巨大，2021年至203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潜力仍然在4.8%左右，同时我们要实现2035年基本现代化的目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关键。

因此，我们说设定5%的目标是综合现实可能与理想追求，是综合国内外条件做出的，是一个有挑战，但是跳一跳能够得着的目标。

观察者网：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依靠高质量发展，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动能来自哪里呢？

鄢一龙：中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老五化”推动，转变为主要依靠数智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城市群与城乡一体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新型全球化的“新五化”推动。

“新五化”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巨轮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能。

首先是数智化。以数智化为核心特征的新的产业技术革命浪潮将取代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浪潮，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发动机。

其次是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已经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产业新动能。

第三是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6%，将逐步告别高速城镇化阶段，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将逐步取代城市化成为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转型新动能。

第四是治理体系现代化。全方位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包括并取代市场化，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制度红利。

第五是新型全球化。中国作为主动推动者、构建者的新型全球化将逐步替代简单融入世界的国际化成为新大势，并为中国发展注入全球新动能。

观察者网：政府工作报告有个关键词就是新质生产力，第一项任务就是“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怎么理解新质生产力？

鄢一龙：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质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是形成新型生产主体、新型生产工具、新型生产资料，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看，就是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然也会使得经济形态呈现出新特征，包括产业更加知识密集、更加绿色等等。

从人类经济史看，生产力质变是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人类的三次工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通常大家会说我们现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实际上这种说法远把这件事情说小了，人类社会正发生自工业革命以来又一次重大的技术与产业革命，可以将其称为“数智革命”。如同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一样，数智革命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文明时代。

数智革命是以数据为新生产资料，以智联网为新生产基础设施，以智能设备为新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生产力，以算法为新生产关系的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革命。

例如，算力本身就构成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一个重要竞争，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未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算力之间竞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像英伟达这种爆发式增长，就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于算力需求带来的。

英伟达创始人及CEO黄仁勋

同时，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型智联网建成，各种智能设备成为新型的生产工具。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着数智革命进行了大量的布局，包括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等。同时在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空间中去推进数智革命，构建数智经济、数智社会、数智政府。

当然，数智革命不但是人工智能技术，而且是对整个人类技术体系的重塑，是智能技术、能源技术、生命技术、空间技术四大技术革命浪潮叠加的革命，将根本改变影响人类社会运行的信息、能源、生命形态和生存空间，将颠覆旧文明形态，推动人类进入数智文明时代。

同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来看，新质生产力要求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在党的八大的时候曾经提出，面临的问题是先进生产关系超前发展，“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到今天，情况相反了，实际上是生产关系明显滞后于生产力，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所以说需要提出一个命题，就是要将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其中可能的新型生产关系突破口就是推进农村的新型集体经济建设。

观察者网：在谈到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时，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清理和废止有悖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规定。”您认为目前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哪些比较明显的“收缩性抑制性举措”？

鄢一龙：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低水平的动态均衡导向高水平的动态均衡，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思维方法论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当年毛泽东同志就讲平衡有消极的平衡，也有积极的平衡，假如只是求稳的话，可能就会稳不住，因为经济的发展会进入一个消极的循环，因此报告要求“先立后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削减供给能力与收缩性政策会造成经济消极的循环，生产收缩导致社会总收入减少，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信心与预期，并引发信用收缩、投资收缩、消费收缩，从而使得在收缩水平下的过剩得以出清。

我们需要将经济的低水平动态均衡循环引向一个高水平动态均衡循环，这需要供需两端共同发力，以扩大需求牵引供给，以高水平供给创造新需求，取消“收缩性抑制性举措”，而更多采取扩张性、激励性的举措。

实现高水平动态均衡，关键在于预期管理，信心比黄金更贵重；战略基点在于扩大有效需求，从需求侧解放潜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创造新需求，推动投资扩张与消费较快增长，提升全社会信心，推动经济进入扩张性的景气循环。

观察者网：两会前我们做了一个“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专题，和之前这个专题的反馈相比，一个明显的改变是大家对教育、养老的民生话题关注度要高很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话题的热度提升，和我们整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

鄢一龙：根据人民生活满意度的跨国调查数据，在收入水平较低阶段，提高收入能显著提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但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万美元后，再提高收入所能带来的生活满意度边际效应就会递减；达到4万美元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已与收入水平几乎没有相关性。

如今，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超过1.2万美元，经济发展仍然是关键，同时需要综合提高人民的福祉。我们不但需要GDP的概念，还需要国民福祉的概念，国民福祉的总量可以表示为国民福祉总值——GNW（Gross NationalWelfare），国民总福祉可以视为个体福祉的加总，同时公共部分的福祉对国民总福祉至关重要。国民福祉虽然难以像GDP一样进行数据统计，但是能够指导我们以一种更为宽广和切实的视角看待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未来我们要推动从GDP为中心的发展逐步转向GNW为中心的发展。让现代化进程造福人民，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福、共富福、文明福、和谐福、平安福组成的“新五福”。

观察者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预计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170万人”，这也是一个很受关注的数字。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以及大学生群体对自我认知、人生追求的变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以往衡量就业的指标要发生变化，更多关注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群体。您在高校任教，在和大学生接触过程中有没有感受到他们对就业态度的变化，在职业选择上有什么新动向？考公考研是不是越来越“卷”了？

鄢一龙：内卷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流行语。内卷竞争，实际上是指当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体会感觉付出再大的努力也很难获得回报，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竞争烈度增加，并没有改进社会效益。

打开内卷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开辟新赛道，为社会提供更大的需求空间与增长空间。内卷竞争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需求不足的表现，因此供给方竞争就会变得异常激烈，但是这种竞争未必能够带来生产效率改进。通过开辟新赛道，例如新产业机会、新科技革命的出现，有助于打开内卷竞争。

其次，打开内卷要从根本上反思“竞争择优”的绩优主义。我们过于迷信“竞争择优”的资源分配方式，在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竞争确实可以促进公平、提高效率，但是到一个发展水平较高阶段，再一味地用金钱、分数、考核等等手段来刺激大家拼了命竞争，导致的只是无发展、无意义的内卷，我们需要更多地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方式来分配资源，而不是一味按照竞争输赢来分配。

第三就是在社会竞争结构中要避免赢家通吃的“头羊效应”。西部歌王王洛宾回忆起当年跟卓玛放羊的情景时说：“放羊也有放羊的哲学。赶羊的时候要四个方向向右转呢，这样每个位置的羊都有机会吃上草尖。假如老往前走，前面的吃草尖，中间的吃草中间，后面的吃草根，前面的特别胖，后面的特别瘦。”社会生活中同样存在着这种“头羊效应”，社会要向不同的群体释放机会，而不能老是赢家通吃。

观察者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精简文件和会议”。我们都知道基层深受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苦，近年来尽管一直在改进，但总是会陷入用形式主义纠正形式主义的怪圈中。您在调研的过程中，基层管理部门在这方面目前最迫切的诉求是什么？

鄢一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的顽症，政府报告提出要下大力气纠治。首先是治理层级过多，叠床架屋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很多人只是做中传手，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忙于转交工作与检查督促，滋生了大量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可以试点扩大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级，推动人员下沉，进一步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其次是低效劳动问题。政府工作人员确实很忙，每个人都处于紧绷状态，但是如果把劳动分为产出性劳动、必要的非产出性劳动、低效劳动三个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现在大量工作是低效甚至无效劳动，形式完美、表面文章、假装努力、繁文缛节、凡事留痕、接待招待、过分精细等等占用了大量时间，不但没有取得应有效果，同时也大量挤占了休息时间。

第三，社会宽容度不足，避责成为许多人的最大动机。只有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人也不是机器，也无法做到百分百不失误。对于任何事情过分严苛，容不得丝毫错误，就会造成顾炎武与叶适所说的那种情况，“法令日繁，治具日密”而大家都“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许多人都反映做事情风险太大，不如不做事。其实我们不必事事都要求百分百正确、事事苛求完美，今年春节晚会、元宵晚会，对于“尼格买提没对上”事件的处理，就体现了用幽默、宽容化解失误的高明处理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四，制度过于繁琐，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不是万能的，它只能确定底线，制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真正伟大的事业是靠人干出来，而不是能规定出来、考核出来，根本上在于激发人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并非仅靠外部约束。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同样监督也不能代替信任，外部压力只能让人做到或者装着做到最不差，而内在激励则能让人做到最好、做得持久。需要给干事创业的人以尊重、信任、自主、宽容与合理的回报，以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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