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债权帝国主义”，这些全球流行词汇，都是由美国著名智库提出，引导着国际话语叙事，也让中国智库学者不断发出疑问：什么时候，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兰德”、“布鲁斯金学会”？
2013年，中央决策层首次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至今已经十年有余。智库未来发展的状况与方向，也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新著《思想坦克：中国智库过去、现在与未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以自己十年智库生涯为例，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百万大军”、“智库与学术异同”、“平视美国智库”、“全球思想价值链”等观点及深度论述，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为此，观察者网近期专访王文，对智库新定位、智库发展困境与智库的斗争性等重点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
《思想坦克》，王文著，商务印书馆
智库应重视思想进攻力
观察者网：您提到“智库本身就是一种为政府决策咨询而产生的行业，不必讳言与政府的合作、协作甚至是服务的关系”。很多人会因此将智库定位为是一个宣传喉舌，您怎么来定位和把握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王文：作为一名智库运营者，同时也是智库研究者，我深刻地感受到许多中国学人对“智库行当”的误解，“宣传喉舌”是误解之一，还有就是把“智库”视为写内参、报政策建议的行当。
事实上，智库功能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在2014年《重建中国智库》学术论文中曾提出“咨政”、“启民”、“孕才”、“伐谋”等四项智库功能，即对内则政策咨询、对外则沟通民众、对未来则孕育人才、对国际则传播中国。
从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来看，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式的个人修养与远大理想，以及所谓“出世”、“入世”的使命差异。
一般看来，所谓“出世”者，讲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希望探索天下大经、大法、大道，问询宇宙万物的本源，深究个中细节的原理，像是现今从事学术的学者群体，旨在关心与现实相对较远的话题与理论思考；所谓“入世”者，则讲究“群臣有待问之时，谏官有请对之时”（《读通鉴论》），投身于社会与国家事务，为决策者出谋划策，辅佐幕主平邦治国，与当代智库学者的角色一脉相承，旨在探索与政策紧密相关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由此看，智库作为因政府决策咨询而生的一个行业，功能是非常复合的。简化点讲，学术研究的现实目标就是发表论文。论文在期刊发表后，基本上一项学术工作任务就大体结束了。但智库却不是这样的，或报送内参，得到批示后，还要继续论证调研推进；或帮助政府沟通社会，如党代会、两会结束或重大政策出台后，智库学者需要公开解读；或对外展开公共外交，沟通他国智库，讲好中国故事，等等。
这些复合式工作的基础是“思想力”，即需要拥有影响他人的思想生产与传播力。这正是100多年前欧美国家有一批学者认为“思想”（think）就应该像“坦克”（tank）那样有干预力、传播力、进攻力，于是有了“智库”这个现代职业。拙作《思想坦克》就是把“智库”（think tank）英文进行了中文直译，以提示同行们对外、对内、对未来、对国际都需要重视思想传播力，这远远比所谓“宣传喉舌”功能要复杂得多。
观察者网：在这一点上，也会有人会以美国智库作为对比，强调智库的“独立性”。您认为智库研究存在“独立性”吗？如何确保研究的可信度？
王文：美国智库常以“独立性”自居，而中国学界通常也自我训诫须提升独立性。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研究方法、推导过程、资料收集等角度来看，智库研究当然需要提升自主性，且研究过程的“独立性”应该是智库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研究可信度的重要保证；否则，极易陷入重复建设、创新不足、人云亦云甚至抄袭他人的陷阱中。
另一方面，智库这个行业的职业目标就是服务于政府的决策咨询，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府日常频繁的互动是职业应有之意。智库工作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谈“官”色变。标榜绝对的“独立性”，要么会造成自娱自乐的天真印象，要么就是刻意隐瞒与其他机构之间不可告人的机密。
根据我多年对美交往的经验以及各类公开资料的披露，美国智库处在复杂而庞杂的社会与政治网络体系中，与政界、企业、媒体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从政治角度看，“旋转门”机制使美国智库与政府有着牵扯不清的联姻与轮坐关系，例如，智库为提升决策影响力有时不得不迎合政府；又如，为输送更多下届政府的后备官员，不得不押宝某位总统候选人。
从资金角度看，利益集团的捐赠使得美国智库很难做出背离捐赠目标的工作，例如，美国智库学者发表观点与发布报告，不能不考虑捐赠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偏好和价值取向。
从媒体角度看，美国智库学者为迎合媒体固定的受众，往往屈从于耸动、过激的标题而丧失应有的严肃与客观性。
尽管美国智库界也有少数特立独行者，但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一书所述，“处于真空中未经人类生活中实际政治问题考验的知识，是滑稽而虚无的”，美国智库所谓的“独立性”，不是空中楼阁或无本之木，而是与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学界不必美化美国智库“独立性”。
摘自《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报告2022》
观察者网：但这里又有个矛盾点，我们一方面批评美国智库为政策做服务，是宣传机器，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智库应该官学共鸣，由官方指导智库，智库建言官方，为宣传政策服务。中国智库和欧美智库的本质性区别是什么？
王文：中国智库和欧美智库的本质性区别就在于，我们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推进实现“知识报国”“思想为民”的根本目标。这个根本目标与所谓“智库是第五权”的欧美智库定位并不相符，相反，与古代“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士大夫情结多少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正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通常以“社会良心”为最高要求来自居、共勉，希望致力给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在欧美国家，也有不少值得令人尊敬的智库及其学者，如基辛格，但正如我在《思想坦克》所说，千万不要神化美国智库的“正能量”。近年来，美国智库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
例如，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执政后又退出近200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定》，背后都是美国智库在推波助澜。部分美国智库受到高污染能源巨头科氏工业集团和埃克森美孚的资助，掀起了狂热的“反气候变化运动”。诸如哈兰学会、加图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等智库致力于“自由市场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案”，利用国际会议、媒体文章、工作简报等方式，全面驳斥“世界上97%气候科学家都支持的变暖事实”，可谓是一场“意识形态圣战”。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加入152个国家签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旨在限制导弹发展的《反导条约》，加剧了地区紧张。而这些建议同样出自美国智库。
更糟糕的是，近年美国政治氛围越来越陷入“冷战”思维与反华反共的“新麦卡锡主义”，顽固地意识形态划线，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进步中心等美国智库不断地抛出遏制中国的智库报告，建议全面对华战略竞争、恶化中美关系，使世界面临新“冷战”的严重风险。
此外，在国际问题上，美国智库习惯于对外发声，却主要是倾向于建议用霸权主义压制方式处理分歧。尤其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美国智库一边倒地谴责俄罗斯，支持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丝毫不反思美国多年来在俄乌矛盾中的“拱火”“煽动”，以致事态越演越烈。美国成为国际冲突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在国内问题上，无论是医保难题、枪击困境、种族分歧，还是金融危机、通胀风险，数以千计的美国智库同样没有给出对症下药的良方。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现在美国智库充斥着一批胡说八道、屡屡犯常识错误的所谓“学者”，其不负责任，不考虑知识分子应有的客观度和责任心，只求媒体曝光度和项目吸金力，对国际合作、国家发展、社会公平均造成了负向的、消极的影响。
换句话说，同样都是为做着政府咨询的事业，不少美国智库往往倾向于通过支招政府如何破坏世界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维持霸权的地位，如挑动区域冲突；而多数中国智库往往倾向于通过支持政府如何建设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中国国家崛起，如推动“一带一路”共建。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智库在助力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进程中正能量的缺乏，是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衰弱的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智库要为政策服务，很多时候也会被舆论误解。怕不怕挨骂？智库研究者如何保持研究定力，不受舆论的冲击随风摇摆？
王文：的确，智库学者很容易在风口浪尖，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能做得很好。十多年来，我越来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我的内参获得最高决策层批示，我有时会担心会不会得罪了具体执行部门负责人，好像是给首长“打小报告”似的。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声，会受到观念不同、立场不同或者信息获取不同的民众的误解甚至批判。但我仍然热爱着这份职业，享受着职业的成就感以及与时代、国家共呼吸同命运的荣誉感。
对于如何保持研究定力，每一位智库学者都有不一样的方法论，对我而言，至少有三点：一是勤于调研。比如，2022年俄乌冲突，我就赴战争前线调研，去了俄罗斯21个城市，到克里米亚时差点遭受空袭，所以这两年来，我对俄乌冲突的分析与观点都富有前瞻性与准确性。二是保持冷静，切忌哗众取宠。三是潜心阅读，从各方获取消息。从这些角度看，智库学者远比纯学术学者更不容易，不过，我很享受于这种“不容易”。
中国智库发展仍需要有更多制度变革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也提到，中国拥有大概100万哲学社科工作者，但这部分力量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依旧很微弱。其中有很多是体制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如何解决学者在国际发声时的后顾之忧？
王文：近两三年来，为如何解决学者在国际发声中的体制性顾虑，我与同事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正如我在《思想坦克》一书中所说到的，任何改革与事业转型都需要有配套保障机制。
中国学者对外发声的不足，除了个人能力、激励制度等原因，也与配套保障机制的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出国制度。目前学者们出国并不容易，尤其是带一些头衔、有一定级别的知名学者出国，仍受到天数、次数的限制。公务护照的审批非常复杂，平时护照交到所在机构，一事一申请，申请往往需要数周，填表、报批程序繁琐，形式复杂，人还未出国，心就已经累了。比起欧美知名学者国际参会的频率，中国学者肯定要小得多。
财务制度。被委托出国宣讲，受到了各类严苛的财务制度限制，基本属于“义务劳动”。而且高校的院长、教授一般只能坐经济舱，但这些人员往往是宣讲的主力。去周边国家还好，到美国、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宣讲，往往就会让身体欠佳、年龄偏大的专家苦不堪言。陪同出访的副司局级别的官员可能坐商务舱，但需要上前台宣讲、辩论、对话的院长、知名教授却只坐经济舱。久而久之，大家心中颇有微词。
交流制度。通过国际会议方式，将外国知名专家、驻华使节请到所在机构来交流，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影响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但主办国际会议的审批、对外交流的管理制度都相当严格，动辄就会踩到外交红线。从“百万大军”日常顾虑看，能少碰外国人、外国使节、国际事务就少碰，能不举行国际会议就别举行。这样的顾虑，肯定无益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项目制度。笔者所接触的实际经验看，外事形势变化快，与外交相关的项目课题要求高，出访任务急、时间长，投入项目工作的时间、精力往往是相同类型其他研究项目的2-3倍，但项目的经费往往是其他部委的1/2、1/3甚至更少。知名学者专家一般都是碍于情面承接，但经常外包给学生、青年学者草拟，久而久之，课题项目质量不一定会足够好。此外，出国宣讲的辛劳，也高度考验学者的觉悟与奉献精神。
人才制度。欧美国家具有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学者，一般都有在外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且职位都不算低。这段履历使他们在发声中更富有技巧性，在交往中更老练，在声音传播上更权威。相比之下，频繁为中国外交发声的专家，多是老大使，口径与外交部差别不大；仅有学术履历的中国学者，显得不够权威，没有分量。在中国，既有足够外交履历，又在国际有自己的话语特点，且有影响力的智库人士实在太少了。由此看，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人才制度变得更加紧迫了。
由此看，制度变革仍是非常重要。改革永远在路上，许多制度变革仍很艰难，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以及大刀阔斧的勇气。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
观察者网：思想含量不足、智库空洞化也是目前智库发展面临的一个问题，智库研究如何提升自身的思想含量，而不是出于功利、赶鸭子式的出一些急就章的报告？
王文：智库行当鱼龙混杂，智库报告也是参差不齐。对于智库研究的思想含量，至少可以分层来分析：
一个层面是，高质量报告。许多优秀的智库报告多数都在决策层内部消化了，并不多见于世面，或者说，中国许多顶级智库学者的思想产品，相当多一部分并不能公之于众。这些思想贡献汇聚于过往几十年来的战略决策中，帮助促成了中国发展的伟大奇迹。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认为在思想力层面上，中国学者整体水平就完全输给了美国学者，否则，无法解释过往三四十年中国崛起的进程。
另一个层面是，市面上流行了许多“草台班子”智库，通过一些哗众取宠的文章来吸引眼球，造成了报告质量思想含量不足的问题。这些现象在智库圈内也广受诟病。
当然，如何提升智库研究的思想含量，是全球智库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下可能是一个思想贫瘠的时代，21世纪已过去将近1/4，我们回首想一想，这二十多年，人类出过多少战略思想家、智库高人，有多少年后仍能反复精读的智库报告？似乎很少。全球互联时代的世事变幻频率，越来越超出智者的审视与推测能力。能预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事件的智库学者廖廖无几，可见，优秀的智库学者是研究界皇冠中那颗最亮的明珠，世间罕见。从这个角度看，对这个时代的智库报告思想质量要放平预期。
从“道”的层面看，当前这个时代的全球政治与战略生态，可能很难再出像基辛格那样的大战略家、顶级智库学者。我在《思想坦克》一书从“术”的层面做思想，从自己亲历的一份惊动美国白宫的研究报告案例出发，将其归纳为“官方指导+创新运营+重大话题+精准时点”的可借鉴经验。换句话说，中国智库学者是有研究能力的，如果从国际话语权的层面去看待智库报告思想含量，再回过头来看待报告的写作与生产过程，可能就会有新的答案。
观察者网：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您提到的中国学者知识价值被低估的问题，您曾经很愤慨，为什么国外的学者可以动辄要出3万、10万美元的出场费，中国的知识在海外却没有这个价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王文：这正是我写这本《思想坦克》的重要初衷。我主张要把“思想”市场化、功用化，在大国博弈加剧的当下，“思想”有时甚至应该武器化、进攻化。在美国，智库学者是没有“长聘制度”（tenure system）的，一般都是一两年一聘，这样就给他们产生寻找市场的巨大压力。许多美国学者通常都重视市场反响，没有人读的烂论文只会让自己失业，于是，从读者、受众角度衡量思想产品的实际价格，成为许多美国学者的工作动力。他们善于发明概念、原创知识，包装概念之下的精美逻辑，还善于演讲与推销，再加之“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等奖项光环，使得本国和全球受众都愿意为他们的演讲买单与知识付费。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则保守得多。象牙塔内的学者只把目光放在体制内的社科基金申请等与职称评价挂钩的目标上，没有任何制度驱动、激励力量去国际知识市场上争取更高的“身价”。换句话说，我们智库圈的思想生产与营销远远没有市场化，更别提武器化了。《思想坦克》一书专门剖析中国智库的“国际失语”也对此有所解释，即中国智库仍需要有更多制度变革。
观察者网：作为媒体，我们也经常和智库打交道，发现有时候很好的内容，却没有传播效果，总体感觉中国智库在媒体宣传和运营这块都不太重视。特别是现在进入新媒体时代和网络时代，从运营传播的角度，您觉得智库和媒体还要做哪些配合？
王文：美国智库在思想含量上未必碾压中国智库，但是运营传播上，肯定远远超过中国智库。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运营投入比。我曾去过几乎所有的美国一流智库，发现许多美国智库的研究团队人员占比都不高，甚至不到一半，越来越多美国智库都在重视思想的营销环节。传统基金会自称是思想零售商或“二手思想贩子”，其公共关系的开销占年度总预算的35%-40%。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的市场推广经费占比，也超过了20%。
比如，美国近十多年进步很快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由原来K街的一层楼扩展到白宫附近的一幢8层大楼，职工有约200人，进楼地下一层、一层、二层都是会议室，据说一年要有2000多场会议，平均每天7场会议。而且地下二层还是一个媒体中心，网站每天点击量有数百万。所以，从智库传播的角度看，中国智库需要增加运营投入，要有专门的媒体运营人员、公关人员，即中国智库要增加“媒体”意识，尤其是官方智库。当然，近年来，中国社会智库在“媒体”意识方面已有了很多改观。
智库应有斗争性，也在防止因“斗争”而砸招牌
观察者网：我们看今天的中美关系，双方几乎处在一个无法对话只有对骂的舆论氛围中。您特别强调智库的“斗争性”，如何把握这个“斗争”的度，避免过度追求斗争性，只剩下了喊口号和对骂，进一步恶化交流环境？
王文：一方面，中国智库要敢于善于斗争，勇于争夺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要吸取美国智库为过度追求“斗争性”而导致美誉度与国际口碑急剧下降的惨痛教训。
这些年，随着美国国内“否决政治”盛行以及党派倾轧加剧迫使智库的卷入，美国智库的政策倡议越来越不再以事实逻辑与公众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捐赠者偏好、资金来源与意识形态为主要考量，将党派利益、出资方政治诉求作为智库政策倡导的目标。比如，传统基金会就公开宣称：“目标不在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宣传”。
久而久之，美国智库不再着眼长远、持不偏不倚的研究态度，而是在影响政策的“这场硬战”中变成了主攻宣传、行事圆滑的行销机器，美誉度、公信力与国际口碑随之都在急剧下降。对此，美国学者鲍曼忧虑地表达：“我想知道智库货币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会有点像魏玛的货币——没多大价值，因为数量太多，还因为一些智库的公然鼓吹。”
从这个角度看，具有“斗争性”的中国智库，须基于严谨研究与理性分析，提升树立国内国际美誉度的研究能力。中国智库“斗争性”非常需要提升研究的内功，在数据、分析、资料、选材、角度等方面下足功夫，打磨每一个文字与资料细节，强化思想产品严谨性与客观性。这样，“斗争性”才不至于砸自我招牌，才会持续提升国内国际上的智库美誉度。
观察者网：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从民主、人权这些角度对中国进行抹黑，但从我们的反击来说，总有一种随美国起舞、被动回击的感觉，他们抹黑我们抗疫，我们就说他们的抗疫有多么糟糕，他们说我们没有民主，我们就揭露他们民主的虚伪。用一个坏的美国，来对应一个好的中国，您怎么看这个思路？我们如何跳出这种好坏对立？
王文：在美国，不少研究者把智库称为“公共关系战线”，其主要职能是为政策目标而进行广泛倡导。更有研究者用“思想的市场”、“思想的战争”、“思想的掮客”来形容智库知识分子在日常政治斗争中的状况与角色。也有研究者将智库称为“某个政治联盟的武器”，其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行政体制赢得胜利。
2021年11月去世、在中国智库广为人知的著名美国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博士，早在1995年出版其第一部智库专著时，就取名《公共政策研究产业对美元、学者与影响的竞争》（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也很直白地点明美国智库潜藏的“斗争性”特征。
著名美国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
近年来，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宣传与鼓动，与当年对苏联的手段如出一辙。尽管仍然有少数智库学者保持着理性、客观的对华评价，但绝大多数美国智库发表的中美关系研究报告，都是围绕着中国崛起的威胁与相关负面评价而展开，甚至不惜用造谣、捏造的方式指责中国破坏人权、中国意识形态扩张、“一带一路”的浸透、中国经济拓展的冲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倒退、推动对华科技封锁等。可以说，中美面临“新冷战”的风险，致力于护持霸权的美国智库对华“斗争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鼓动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舆论战、思想战，甚至是智库战，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当多的领域都会客观存在。
但“斗争”不代表非要你死我亡、或老死不相往来、或完全好坏对立，中国学界不妨更自信地接触美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平等交流、讨论甚至辩论。尽管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平等交流、对等交锋、理性辩论的频次越来越高，但从国际话语权上看仍相对处于弱势。对此，中国学界应针对性地发挥对外发声的作用，既要敢于也要善于对美国智库的不当言论进行及时纠正，展开更有针对性的讨论与辩论。这要求中国学界要有更扎实的外语能力、知识储备、口才应变以及对相关口径的把握，更要有知己知彼、以理服人的能力，进而为塑造新时代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做出智库贡献。
观察者网：西方常做的方式就是贴标签，用高度概括、有冲击力的意识形态词汇定调，大众形成认知后很容易思维固化，再想要改变就很难了，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外传播工作难以推动的很大因素。对中国学者来说，该如何提升这种原创知识与话语能力？同时又以一种西方社会能够听懂的方式让他们接受？
王文：当前，国际话语权之争已全面展开，中国官方、媒体、智库、学者都需要坚定信心，对内释放活力、改革机制，对外善于斗争、敢于解构，最终打破西方话语霸权，重塑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全球话语。
要做到这一点，从长期看，肯定需要中国可持续发展，至少要在包括经济总量的国家综合实力形成领衔世界的局面，但从短中期的具体实践上看，至少要有以下几点重大变革与观念提升：
一是需全面“去魅”西方话语，树立真正的中国话语自信。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去魅”指涉西方现代化进程从宗教神秘、神圣、魅惑中走出的科学力量。同样，21世纪的全球话语重塑，也需要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话语中挣脱，从假定西方崇高、典范、发达的元叙事中跳离出来，并进行“去西方中心化”地重新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实践。
诚如上文所述，包括扶贫、治安、反腐、生态、秩序、基建、网购、外卖、抗疫在内的诸多中国发展盛况都已超越西方话语的解释力，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应当花大精力，像破解“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形成釜底抽薪的解构力量。更重要的是，形成对中国发展的“真信”，理性、全面、深刻地看待与叙述当下的中国发展，最终将发展成就的事实优势转化为舆论优势，再将舆论优势渐渐转变为话语优势。
二是需培养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敢于、善于国际斗争的学人意识，敢于引导国际舆论与话语的走向。这点是《思想坦克》一书的核心逻辑。正如美西方智库常炮制“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债权帝国主义”等全球流行概念那样引导国际话语叙事，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也应有研究战略的抱负，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等宏大倡议上精细破题，摆脱西方理论的束缚，形成中国政治学、中国经济学、中国社会学等一系列从中国实践出发，也能在世界普适的新学科体系。
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一些热点、难点议题上，敢于直面西方学人的话语优势，抓住其中的理论漏洞破绽，善于通过短评、长文、学理论述、专著等各种方式先解构、再重新阐述，进而确立中国学人的国际权威与全球美誉。
三是需有配置全球话语资源的机制变革，确立更高的研究绩效目标与观念创新。正如许多美国学者的论述都能影响中国决策者，中国学人也应有志向与雄心影响白宫、克里姆林宫、爱丽舍宫等。中国智库学者应树立更频繁地在国际知名广电频道发声、在国际顶级论坛发言、在西方一流媒体上刊文的新绩效目标。更重要的是，在越来越多国家的智库进行全球布局的当下，中国智库同样需要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构建各国使领馆、跨国企业、国际合作与信息传播的网络架构。对官方而言，则需要一系列的深化组织管理、经费管理、成果评价、国际交流等改革，还需要一批研究选题、聚焦内容的创新，撬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万大军”投入到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事业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一个大国的崛起，既需要有经济、金融、军事等硬实力提升，也需要有思想、文化、观念等软实力提高与话语权崛起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良好形象树立，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观念价值走向全球，势必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应当志存高远，在全球大国博弈的高度上思考自身在新时代下的任务与使命，最终实现话语权的弯道超车，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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