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俞建拖】
4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如何看待对外开放，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对于中国自身以及世界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对外开放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仍存在重要的机遇和空间
中国国内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相辅相成。对外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活力，但是这些机会和活力要转化为切实的成果，需要改革来作为承托的底座。反过来，改革也需要对外开放的倒逼和牵引，没有开放带来源头活水，改革也容易空转。
要正视外部条件变化对开放成效的影响。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仍是近年来主动作出切实对外开放举措最多的国家。但是，由于内部经济结构性和周期性调整，加上新冠疫情冲击，外部面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对外开放的举措并没有像入世时那样，迅速转化成大众日常可知可感的成果。
这也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错误的认知：一些人认为中国缺乏对外开放的诚意和切实的行动；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有巨大的体量和内部循环的空间，对外开放变得不再重要；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可以采用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要有切实可见的实利才开放。
这些观点都偏离现实太远，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发展的需要，而且都忽略了外部条件对开放成效的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从自身需求出发的单方面选择，而是自身发展需求与特定的国际情势和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今天思考中国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之前，同样需要考虑主观意愿之外的情势和条件。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年，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先有地缘政治上的相互需要，后有经济上的相互需要，中国有力量但又没有对西方在国际秩序中领导地位构成威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猛然发现中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中国经济、科技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使得西方不得不重新打量全球舞台中崛起的竞争对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纠结和再评估后，美国及其盟友对华政策框架基本定型，并更多将中国视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和竞争者。此外，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在很多国家也引起了抵制的思潮。
尽管如此，新时期对外开放仍有重大的机遇和空间。一是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在对外开放中有条件和能力争取更平等和有利的条件；二是中国的发展本身对全球发展带来的积极的正外部性，中国发展为全球提供市场以及新的技术，使中国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三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路径本身就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和道德力量。第四也是特别重要的，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治理体系基础，二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基于其上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的基本规则，仍然在发挥效力。尽管日常中人们对多边主义国际运转抱有微词，但是在二战血与火教训中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就像水一样，看似柔弱，但实际上也展示出非凡韧性和力量。
经济全球化没有终结，受益于战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
在过去几年，对外经贸大学联合WTO、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东亚研究所等机构连续发布双年度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我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同事也参与相关的研究和研讨工作。最新一期报告以“动荡时代建设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全球价值链”为主题，有几个重要的发现值得关注：
一是全球价值链活动在2022年达到了历史新高，外部增加值在世界商品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占28%，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二是地缘政治、新冠疫情等因素冲击虽然对价值链活动构成了冲击，但是全球价值链整体还是表现出了韧性；三是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以美国、中国、德国为中心的区域化特征；四是全球化的收益分配虽然不均，但是全球价值链的拓展也提供了重要的包容性发展的机遇。
报告的发现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首先，全球化并没有终结，仍然有其生命力和韧性；其次，利益分配差距扩大引发去全球化的破坏性力量，但是全球化本身也提供了包容发展的机会，如果采取合适的国内政策，完全有可能重塑全球化的动力。我和团队同事对60多个国家全球价值链活动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发达国家整体相反，但是那些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高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投资本国人力资本缩小国内收入分配差距。
要辩证地看待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很多人将区域化看作对全球化的反动或者是一种替代模式，甚至认为区域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认知是有偏甚至危险的。
价值链的布局，是企业和国家对于成本、收益、风险综合考量的选择。一方面，逆风下的区域化实际上是为全球化保存了火种，以区域为依托的国际经贸合作有可能推动更加普惠包容的制度型开放，可以为更高水平的全球化积蓄能量，并不全是坏事。另一方面，要避免把区域化当作全球化的替代甚至是根本解决方案，利益格局的区域化可能会导致集团化，很容易加剧全球的深层次分裂和冲突，最终会威胁全球的发展和安全。
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韧性，归根结底还是得益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经历了持续的演变和重大的调整，但是其着眼于全球发展与安全的基础架构仍然具有生命力，有很强的包容性、普适性和适应性。在冷战以来的历次重大金融和经济危机，都没有再演变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更深层次和更激烈的冲突，导致类似一战和二战那样的全局性悲剧。中国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持续从对外开放中受益，需要继续坚定支持并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升级。
11月28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屏幕上和讲台上）在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的年度辩论会上发表讲话。新华社发（联合国供图/洛伊·费利佩摄）
全球治理体系的升级需要新的愿景
新秩序需要新愿景。美国从1870年开始超越英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美国真正成为全球秩序的领导国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总量的超越，并不是决定性的。中国直至近代的GDP总量还位居世界第一，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关键还在于塑造全球秩序的能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全球秩序的塑造者，通过打造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丛林社会的野蛮性，推动形成了全球性的底线共识，新的体系相比旧体系更具发展性和包容性，为战后世界的总体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支撑，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也在相当程度上受益于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尽管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仍有生命力，并不是说它是完美的。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难说这些变化已经被很好地容纳和吸收。新的力量如果得不到传统体系的容纳吸收，必然会以其他方式来展现和表达。
新世纪以来，全球层面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平台和机制，这既是政治经济力量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传统机制缺乏足够包容性、公平性的结果。在全球层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时而有之，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反映出全球治理体系效能不足。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全球影响力的增长，更有能力推动塑造一个有利自身、惠及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如此，要实现我国对外开放的升级并在新的高度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也有赖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我们把握对外开放机遇，收获开放红利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要在新时期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所持的立场，要坚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寻求公正包容的全球治理。这样一种立场，提供了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我们要推动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展现出鲜明的、反映时代进步趋势的全球治理愿景；这一体系要以人的普遍、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必须有充分的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力量和诉求；这一体系必须能正视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关键矛盾和利益分歧，在公正和法治原则的指引下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多方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外开放中的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一致性
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离不开国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升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内治理体系，在价值取向、基本原则上，需要展现一致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作治理体系双循环。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取得实效，需要有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支撑，来扩展国际合作的机会和空间。全球治理的新愿景要得到普遍的认同、信任和拥护，需要中国在国内治理中也贯彻同样的原则，并且应用贯彻这些价值原则取得切实的成效，方可形成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以及基于实绩的利益上的吸引力。
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如果出现断裂，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一战后构建新国际秩序过程中，美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景很大程度上与其国内愿景是冲突的，这为二十年后二战的爆发埋下了风险隐患。
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一致性，体现在核心价值观和原则，并不是否定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恰恰相反，新的全球治理愿景，为的是保障各国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以及全球公共物品的支持，助力更多国家实现发展，使世界实现从“少数人的现代化”走向“多数人的现代化”。
（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作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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