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矛盾论》是毛泽东于1937年8月所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结论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 在2023年12月23-24日“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六届年会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从《矛盾论》谈起，探讨了如何重新理解矛盾论，以及如何用矛盾论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全球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

【文/丁耘】

今天我准备的发言想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矛盾论，理解当代中国；与之相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重新理解矛盾论。

10年前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矛盾论与政治哲学》，今天我试图重新理解下矛盾论。

先讲第二个问题，怎么重新理解矛盾论。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在他的文集《保卫马克思》中，有两篇文章直接提到毛泽东思想，一篇是《矛盾与多元决定》，另一篇是关于唯物辩证法。在《矛盾与多元决定》这章中，他给出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矛盾论的理解，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多元决定的矛盾”（“多元决定”也有翻译为“过度决定”或“超决定”，这里用的是《保卫马克思》中的中译）。请注意，这个概括如果放到西方哲学史里，是个极了不起的概括。

阿尔都塞学说的哲学背景主要是斯宾诺莎，他在斯宾诺莎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叫“多元决定”——这不是斯宾诺莎提出的术语，而是来自心理学和语言学。斯宾诺莎认为，一个样态的存在包括它的本质和实存，它存在多长时间、怎么体现，不是线条式决定的，也不是实体唯一决定的，而是多重决定的结果。

但是斯宾诺莎的学说里没有“矛盾”这个概念，“矛盾”这个概念来自黑格尔，而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非常不留情面的，这也意味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式解释批判是不留情面的。阿尔都塞指出，矛盾虽然是黑格尔提出的术语，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远远不是黑格尔讲的一个绝对的总体扬弃一个环节、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矛盾，它们都属于一个唯一总体的矛盾。

阿尔都塞把“多元决定”和“矛盾”这两个有着不同哲学渊源的概念合在一起，并表示“多元决定”矛盾观的典范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矛盾论，主次要矛盾、矛盾的主次要方面及其转化不平衡，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这些概念，这是毛泽东的创造。

阿尔都塞（资料图）

我这几年在斯宾诺莎的学说上花了一些功夫，当看到有人直接把斯宾诺莎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的时候，我是比较兴奋的。《保卫马克思》我以前看过不止一遍，但是都没有抓住这个点；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这个时机我重读文集，突然抓到了这个点。

阿尔都塞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解释，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多元决定的矛盾”由两个概念合在一起：“多元决定”指这个矛盾处于一个复杂的总体当中，而“矛盾”就是指不平衡。阿尔都塞用了毛主席的话，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这回事，这就意味着矛盾永远要分主次。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既要又要还要”的存在，事情本身不是这样的，你想全部都抓，往往什么都抓不住；而这“不平衡”，指事情的真相就是不平衡的，一定会自己分出主次来，而且主次会相互转化。这是形式主义和辩证法最大的区别。

从西方哲学出发，我找到一个能相对方便地概括毛泽东思想的术语，即多元决定的矛盾。至于这词是否准确，我们另外再说，因为从中国哲学史出发可以有另一套说法。

阿尔都塞的学说这两年在中国有复兴的态势，西北大学出版社出了“精神译丛”系列，里面有很多重要的阿尔都塞的译作，阿尔都塞的学生巴利巴尔很重视这事，还专门为中文本写了序。

巴利巴尔为中文本写的序里，在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在当今世界，中国占据着一个完全悖论的位置”。这“悖论”就是指你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的，但是当你走到自己反面的时候，你回到了自己。巴利巴尔在解释阿尔都塞和毛泽东思想两次相遇的时候，讲了矛盾论；但他讲中国占据悖论性位置的时候，他讲的是现在，也就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我想我们可以思考怎么用毛泽东思想的“多元决定”矛盾论来看这一悖论性。这是当下对毛泽东思想仍有信心的思想者面对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世界时，必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我想的还不成熟，这里提两点想法，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进一步讨论。

第一个就是要说清当前具体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很多研究都提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里永远发生作用的最根本的一个矛盾。而“多元决定”的矛盾论指出，矛盾虽然归根结底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但这只是一重决定，而我们要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具体化。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里引了一些恩格斯通信集里的话，说上层建筑就是一系列微观事件，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上层建筑自身实际上是有矛盾的，它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相应的，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讲，不是谁决定谁，而是相互体现的。

换言之，今天上层建筑的各种矛盾，如意识形态的斗争，实际上就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斗争。比如“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某种意识形式对我们现在经济基础的一种概括，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经济基础中，不同的生产方式至少有三种，用老套的、也许不那么准确的话说：如国家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成国家主导的企业、民族资本主导的企业，以及外资主导的企业。就算我们不去这么概括它们，这矛盾依然存在，且会反映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当中，甚至会影响某些地域和城市的气质。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我想讲的第二对矛盾是内外矛盾。这矛盾实际上是呼之欲出的。

我党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对具体形势的总任务的把握，永远用的是矛盾论的术语，比如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然后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个结合”。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式现代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代设想的很不一样，中国式现代化有一面是中国式的全球化，没有中国式的全球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讲“两个结合”，也蕴含了第三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全球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这里面就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话语这块，怎么重新叙述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体系里，给予现在的中国怎样一种定位？

我们国家的精英阶层其实一直在有意识地推动“走出去”，让经济、管理、组织走出去，但是文宣没有相应地跟着走出去。我们在中国式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表述。这点可能是我们在座这些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中矛盾论的一个具体运用。“文质彬彬”是动态的，“文”和“质”是相互追赶的，要么是“质”胜了“文”，要么是“文”胜了“质”，而不是永远保持“质”胜过“文”，“文”跟上了，“质”再往前走。就像人走路一样，要么左脚在前，要么右脚在前。

这是我的一些粗浅想法，希望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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