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 10月28日，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在《中国国家安全课》上讲授中国南海问题。 李梓硕 摄

本报驻印度特约记者 李梓硕 本报记者 苑基荣

“如果不会中文，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拿欧美的理论去套，是很难理解中国内政外交思路的。”近日，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印度著名“中国通”狄伯杰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说道。在印度，曾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活跃的一批“中国通”多为50后，如今印度“中国通”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关于“中国通”究竟对于印对华政策有着积极还是负面的影响，印度国内争议一直在持续。有印度中国问题专家强调，“无知对印度来说并非福祉”，印度须努力消除认知障碍，以实现中印之间更加务实的未来。

对许多印度学生来说，中国研究是没有前途的领域

近代以来，印度的中国研究起步较早，但关于具体开始时间有分歧。印度的中国史学家阿鲁纳布·戈什认为，印度对中国开始系统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1937年，当时泰戈尔在其创建的印度国际大学成立了中国学院，谭云山担任首任院长。1956年，毛泽东主席曾接见谭云山，周恩来总理于1957年访印时也参观了中国学院。在中国学院成立后，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简称“尼大”）也相继开展中国研究。在更早的时候，印度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靠旅行者、商人和士兵写的游记和回忆录。上海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环球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沈丹森（Tansen Sen）认为，印度研究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在孟加拉兴起的汉语学习，这与当时的传教士活动有关。

不过，印度真正开始出现一批汉语流利、有中国留学经历且比较懂中国的“中国通”主要是在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这得益于两国政治互信和经贸需求的增强，代表人物包括狄伯杰（B.R.Deepak）、墨普德（Priyadarsi Mukherji）、海孟德（Hemant Adlakha），和出任过印度驻华大使的康特（Ashok Kantha）、顾凯杰（Vijay Keshav Gokhale）、班浩然（Gautam Bambawale）、罗国栋（Pradeep Kumar Rawat）等。其中罗国栋是现任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任期结束回国后还曾出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狄伯杰和墨普德都是尼大教授，狄伯杰曾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成印地文，墨普德曾将《毛泽东诗词全集与文学赏析》《鲁迅诗集》翻译成孟加拉文，将《中国当代诗歌集》翻译成印地文。海孟德是尼大副教授，主要关注中国政治、外交和文学，是国际鲁迅研究会的成员。不过，这批印度“中国通”多为50后，与年轻一代之间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在沈丹森看来，印度的中国研究，包括汉语教学，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对于许多印度学生来说，这也是没有前途的领域。问题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直接导致了中国学院的衰落；二是印度高等教育体制对课程设置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学者几乎没有机会从事跨学科研究；三是缺少印度政府和商业团体的支持。

双边关系深刻影响中国研究和“中国通”发展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度“中国通”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根源是他们的发展受政治外交影响大，其声音和影响受到限制。

根据印度学者的观点，印度的中国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5个阶段，其中几个关键节点都与两国边界问题有关：20世纪30年代为在泛亚语境下起步的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两国交流增多，中国研究呈现多层面系统化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受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影响，印度对中国的多层面研究陷入停滞，转而局限于关注边界、战略和外交问题；20世纪90年代至2019年，中国研究再次兴起，表现出对经济、战略、国际政治、竞争关系的关注；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至今，印度的中国研究再次受到冷落。

印度设立中国研究机构的情况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1964年，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德里大学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1969年尼大成立之初便设立中国研究中心，后改为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同年，在印度外交部的资助下，由德里大学、尼大、国防分析研究所等机构的学者共同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每两周出一期《中国述评》刊物，并组织年度全印中国学年会，199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印度中国研究所（ICS）。

除上述研究所外，印度还有多家涉华智库，很多中国问题学者和媒体人都出自这些智库，他们的关注重点受政治外交影响很大。比如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创始人之一米什拉是《星期日观察家》和《商业与政治观察家》的资深记者，该基金会的研究员阿肖克·马利克是《印度时报》的记者和专栏作家。拉贾·莫汉曾先后受聘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印度中心，是《印度季刊》和《美国利益》的编委会成员、《印度教徒报》编辑及驻美记者、《印度快报》特约编辑和专栏作家。

“战略研究界最明显、最尴尬的特征便是‘文盲’”

有印度学者认为，有关中国的讨论似乎越来越被国际关系和安全领域的战略界人士和机构所垄断。“南亚喜马拉雅”网站发文评论称，印度战略界人士不乏退休公务员、外交官、军官、国际关系专家、记者和评论员等，他们的声音激增使关于印中关系持续紧张的报道越发引人注目。尽管人们的兴趣如此高涨，当代印度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仍然不足，明显缺乏精通中文和进行严肃研究的专家。

2020年，阿鲁纳布·戈什在接受“南亚喜马拉雅”网站采访时表示：“印度的绝大多数中国问题学者都不会中文，而印度战略研究界最明显、最尴尬的特征便是‘文盲’。”据了解，尼大中国研究的硕士和博士课程中均没有语言要求，而在美国攻读此类研究生项目通常需要完成至少5年的大学汉语课程。语言限制使印度对中国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国家的学术成果，尤其是英语国家，这种依赖使印度研究人员常被西方研究模式和偏见误导。德里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ICS名誉研究员玛诺拉扬·莫汉迪分析称，印度学者没能提出西方研究中国的主导模式的替代方案，印度老一辈学者建立印中比较研究框架的目标没能实现，而媒体和西方话语或成为印政府了解中国的基础。

《环球时报》记者在尼大留学期间选修了3门国际关系学院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课程，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国家安全》和《东亚文化研究》。记者关注到，该学院的印度学生几乎不了解中国，他们的中国历史相关知识也仅限于儒家思想、《道德经》等，他们的课程并不涉及语言学习，大多是从印度的角度出发讲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正如狄伯杰所说，“如果不会中文，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是无法理解中国内政外交思路的”。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两国经贸往来和交流增多时，印度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曾进入一个高潮。《环球时报》记者2018年在印度孟买市中心维瓦大厦十层见到印度人伍莎创办的“印华中文学校”，当时学校已有18所分校、30多名老师和1000多名学生。这是当时印度人学习汉语热的一个缩影。当时狄伯杰告诉记者：“印度原来只有尼大、德里大学等几所大学有中文系，但近几年，很多学校都开设了中文系，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研究显示，截至今年7月，开设过中文课程的印度高校共有44所，有11所因缺乏师资和教学条件而停办。

目前，在印度进一步发展中文教育主要有两大障碍：一是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客观困难，包括机构有限、教师不足、教材陈旧等；二是印度政府设立了诸多不合理的限制，阻挠双方教育人员对客观困难的改善。2007年，北京大学与尼大签署协议共建孔子学院，但由于印度政府拒绝给中国教师发放工作签证，该项目迟迟未能正式启动。同年，郑州大学与韦洛尔科技大学签署协议共建孔子学院，历经几次波折后才以“中国语言中心”的名字成立，不仅规模比原计划小很多，名字也变了。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印度政府虽然支持高校开设中国研究相关课程，却对开设孔子学院持反对态度。与此同时，比起中国大陆教师，印度政府更愿意聘请中国台湾地区的教师授课。今年年初开始，印度陆军下属的志愿后备部队征召了首批受过普通话培训的军官，并派往印中边境，以弥补部队普通话能力不足，减少会谈中的误判。印度一方面需要中文人才更好地服务于中印外交和经贸往来，另一方面又担心孔子学院成为“文化渗透的载体”。这种“要中文，不要中国”的矛盾态度，反映了印度对中国的戒备和防范心理。

希夫纳达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治理研究系副教授、前ICS所长郑嘉宾认为，印度的中国研究领域非常缺少年轻人，尤其是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青年学生很少。中文系的学生通常取得学位后就会迅速从学术领域转向全职经济活动，如笔译、口译或做企业等。此外，在高等教育津贴及奖学金方面印度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导致即使学生有兴趣，也很少有人有财力继续从事研究。而且，印度学术界和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与种姓和阶层有关，来自低种姓和经济落后阶层的学生或学者时常会受到故意的忽视和歧视。

“中国通”对于印度对华政策的影响是复杂且多方面的

除了中国研究和汉语教育受阻，印度媒体对华大打舆论战、塑造民众负面的对华认知也妨碍印度人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阿鲁纳布·戈什也评论称：“很多印度关于中国的公开言论都是由种族主义、刻板印象、无知以及嫉妒主导的危险、肤浅的观点所驱动的。”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德里作为印度首都，反华、排华氛围更为浓厚。但总体来说，希望赴华旅游、学习、工作的印度人还是不少，对中国好奇、感兴趣的印度人也很多。

印度中国史学者马德哈维·坦皮认为，目前中国不仅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个关键时刻，无知对印度来说并非福祉，对中国的有限了解肯定会产生误导。印度的当务之急是消除对华认知障碍，以实现印度中国研究的进步和更加务实的未来。

印度印中友协本地治里分会秘书长达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总体来说，“中国通”对于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复杂且多方面的。一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一些“中国通”可以在印度对华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印中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也有助于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部分“中国通”会对印度对华政策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会导致印度对中国过于“宽容”，而忽视潜在的威胁。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紧张，印度国内关于该问题的争论日益激烈，这场争论估计会在未来几年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