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中国企业“爆发式”出海的一年——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23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301.3亿美元，同比增长11.4%。汽车交通、先进制造和跨境电商等领域快速“走出去”的表现也广受瞩目。一边是诱人的增长潜力，一边是仍在升级的不确定性挑战，这让中企“出海”成为了当下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5月25日，由中欧校友总会、河北分会以及法律风险管理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论坛，以“以变应变，驭风前行”为主题，展开了相关探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本次论坛给予了学术指导。

中欧金融学教授、中欧企业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黄生在当天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中企当前的出海现状是相对乐观的，一方面总量增长很快——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从40多亿增长到了现在的约8.5万亿元，复合增长率高达38%，即使在体量如此大的情况下，每年的增长率还保持两位数。这说明中企未来出海业务的增长可能性和空间都很大，后劲也足。另一方面，从结构上来说，科创型企业出海业务占主营业务的比重最高，尽管在过去六七年里，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仍是各类企业中最高的。科技型产品的出口和海外销量也在持续增长。

战略和人才难题

在相对乐观的现状基础上，黄生提出，通过对大量中欧校友企业做了较大样本的访谈，不难发现中企出海中普遍存在几大问题，包括战略的制定和出海人才匮乏等。

“第一大问题，很多企业不太想得清楚到底要什么、暂时不要什么？”他表示，一家企业很难在短期内一次性收获所有，“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先要能达到阶段性的目的，再最终去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在访谈中，企业聊得比较多的就是战略上某种程度的失误”。

黄生说，企业总体出海的路径和出海方式大概可以分成四种，分别是本地化运营、合作或合资、并购以及技术授权。这些方式会随着企业“走出去”的进程和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其影响因素既有企业所处的行业特性，也有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还有产业链的需求以及地缘政治环境等。

从趋势来看，本地化经营越来越成为了主流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企业是存在困惑的，我的建议是在我们身边有很好的老师，它们就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他说，很多外企在中国市场上非常成功，甚至把中国市场单个国家的收入做到了整个母公司主营业务的一半以上，当然也有不得已退出中国市场的。基于这些正面和反面案例，可以总结出很多关于本地化战略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对很多跨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充满了信息不对称和神秘色彩的市场”。

合资或者合作的方式，则主要为了帮助企业适应不同的关税情景，“比如有一些市场因为对中国本土出口的商品关税比较高，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和外企合资合作的方式，去适应这样环境的变化？”

至于并购，黄生表示，面对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中企海外并购的形势在过去十年里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就趋势而言，中企走出去买资产的高峰是在2015和2016年，“那时候地缘政治相对友好，资金出去的条件也比较友善”，从2017年开始有所冷却，因此，“如今企业的出海，已经不是去海外直接买品牌、买市场，而是进入了自己出去耕耘的时代”。

除此之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一部分中企走出去还会选择技术授权的方式，比如汽车和电池企业的代表。不过，“部分国家的政治阻力很大，导致这样的出海方式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情况”。

重视“共存、共生、共溢”

关于中企出海的风险，黄生认为，除了专业律师能够兼顾的标准化风险之外，更大的风险点还在于对于市场的理解，企业需要从根源上了解当地市场的文化、历史、社会乃至宗教等等因素，因为这些是整个海外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社会、文化这些在我看来某些时候比商业层面更加重要。我们需要理解西方人是怎么思考的，为什么中国公司的运营方式不同”。

第二个风险点则与“共存、共生、共溢”有关。黄生说：“中国企业很厉害，我们不怕卷。但是到了西方海外市场，请不要把行业卷死，让对手的相关利益方无路可走。如果把整个生态全消灭掉，只剩中国公司，那么路未必越走越宽；应该从出海目的地获得增量，而不是抢存量，所以要尊重当地的行业规则，也要尊重当地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企业的本地化运营，要以做大蛋糕为目的，而不是切蛋糕、分蛋糕为目的，这中间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也就变得更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