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实力、创新能力跃上了新台阶，这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

但在中美激烈的博弈中，美国发起的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我们也面临着种种压力和挑战。

目前，中国经济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

随着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结构性调整、全球产业链重构等问题，中国经济也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寻找下一个经济动能的钥匙在哪？

2024年5月16日，一场围绕着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圆桌茶会，在北京沈家本故居徐徐展开。

李迅雷、江小涓、薛澜、陈钊等来自政策、经济、创新等关键领域的杰出公共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汇聚一堂，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探讨和分享。

正解局受邀参会，与行业大咖一同跨界交流，“看城市，聊决策”，共话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力。

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呼声高涨，谁会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

有人说是新能源，也有人说是AI、区块链。

而在这些产业的不确定因素以外，唯一的确定因素就是数字化。

如今数字技术革命处于即将取得突破的关键时期，一切皆数据，万物可互联。

江小涓教授认为，现在的创新范式已经到了数据密集型的创新，在这个创新中，企业主体地位大大提高。

平台成为了数字创新的中枢节点和连接者的位置。

拿数据来说，目前高校的发明专利产出比不到4%，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做的研究转化非常有限。

但大型企业却成为了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的核心点，产出比高达80%以上。

这是因为企业知道数据，知道市场需求，知道应用场景，同时能快速大规模地投入。

另外大型数字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能力也在大大加强，人工智能国际顶刊发表的文章显示：早在2011年，全球企业的研究能力就超过了高校。

目前全球领先大模型都是企业产业界做的，高校比例很小。

这是因为高校的经费需要申请，而且不多，高校老师也没有KPI压力，不够卷。

相反，企业不一样，只要有成果，立马给钱，所以无论是资金、导向、技术都在向企业汇聚。

但是，中国企业的数字创新能力和美国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数字大模型，原因在哪？

这和数据量是有关的。

数据越多，数据的创新基础就越扎实。

最近二十年，云计算、大数据、AI发展很多都受益于数据训练，美国的互联网数据占到全球的90%，训练样本很大。

但对于中国来讲，目前的数据不太好用，也不够多。

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放在全球来看，占比依然不高。

中国的公共部门比较强大，数据量和数据结构都不错，占全社会数据资源总量的50%-80%，但问题是——不对外开放。

江小涓教授呼吁：如果能强力推动政府数据和公有企事业单位数据开放的话，它将成为我们的产业优势和制度优势。

数字的创新最终要整合到应用上。

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就是AI。

不少投资机构做过研究，如果在生成式AI发展的十年内，每年生产力可以提高1.5%，这样一种变革对我们未来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在AI的研发投入上，中国的创新能力可能还有一定的欠缺。

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这两个领域里占比并不高，无论是电子芯片这个行业还是跟AI相关的行业，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的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

但是在美国过万亿的企业已经有好几家了。

李迅雷认为，关键突破点，在于民营企业。

因为中国的民营经济的动力还是足的，为什么中国做软件的上市公司都是民营企业，没有一家国有企业？

这是因为民营企业软件个性化程度比较高，敢于创新。

包括现在的数字大模型，无论是文心一言还是通义千问，都是民营企业做出来的。

当然，要想他们做得更好，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制度、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作为对比，中国资本的构成里，钢筋水泥的比重比较高，信息、通信软件等投资这个比重只有10%左右，而美国占到了50%。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实现5%目标的实现。

但这部分投入只会增加供给，而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是在于供需之间不平衡，我们只有不断地创新，增加投资的技术含量，才能够让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增长更加可持续。

所以创新结构，就要通过数字化推进来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劳动生产力，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来助力各个产业上下游实现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

把数据作为一个主动驱动的要素来提升产业的价值与效率的提高，不断加大我们在科技领域的投入。

这是中国创新动能突围的重中之重。

创新的本质是开放。

如果技术不开放，即使通过追赶达到先进，最后也会因为原创内生动力的缺乏而落后。

20世纪的苏联就是例证，在军工、航天领域苏联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因为市场开放有限，没有新需求，缺乏新动力，电子产品、民用品领域发展停滞不前，到20世纪90年代，仍在生产用几十年前的技术制造的民用车。

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更是长期落后于西方。

低水平、小规模的开放让市场缩小让企业不敢在创新上投资。

可以说，创新的最大动力在市场端、需求端。

只有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带来高水平的创新。

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认为创新的动力，不是靠政府主导，而要靠市场驱动。

马斯克做火箭探索的时候，没有一个学者告诉他，他能不能做这个事情。

中国的学者更会认为，这要靠举国之力，要发挥体制优势，你自己搞肯定不行，但是马斯克就做成了。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有一句话被媒体引用得挺多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网络配套健全。

这听上去很好，但误导性很强。

实际上，这个结论根据是哈佛大学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整理出来的，但整理的时候，出现了两个结论上的误导：

1、我们的分类并不够细，都是很笼统的。

2、我们的发展质量和美国的发展质量也可能不在一个层次上。

就拿苹果来说，大量的零部件依然是进口的，我们做不出来。

还有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的时候，产业链芯片制造的风险，也暴露了出来。

所以中国制造不能盲目自大，一定要锚定关键核心技术去突破。

而突破的方式，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更高水平的开放。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院大学邢予青教授在《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一书中指出：

中国出口奇迹的出现在于中国与世界紧密融合在一起，为苹果等跨国公司提供了向中国延伸价值链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为中国制造和组装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机会。

因为我们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主要出口和进口的主体是外资企业。

所以一定要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中国过去就是拿市场换技术。

就拿国产大众来说，最开始大部分的部件全部是进口的，但中国以市场换技术，从最简单的汽车把手做起，一步步模仿，最后获得了不少汽车生产的技术，进一步创造了大量上游配套行业零部件企业。

在这些企业的推动下，整车企业只要拿着一个图纸设计，就能把车造出来了。

所以只有保持高水平开放，孕育更多的上游产业链，才能促进产业升级。

当然，推动这一过程的，也多是民营企业。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想实现技术创新，就要打造民营企业发展的友好环境，这样的话创新的活力和投资就会提升，创新能力就会提高，从而真正参与国际化的竞争。

今天我们讲耐心资本，想让资本有耐心，首先制度得有恒心，什么是制度的恒心？

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不要把政策的指向由政府来代替市场选择，要留给市场充分的空间引入竞争，特别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只要把基础人才、产权保护、营商环境这些东西做好了，企业家有发挥的空间，自然就有创新的驱动力，这也是中国今天乃至未来的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