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做错了什么‍

“厌童症”这个词挺微妙的。一方面，“症”这个字体现出的是一种负面的态度，连在一起，表明的是“厌童”情绪不应该被肯定。有研究证实，对儿童的恐惧（fear of children，paedophobia）也是一种病状，会影响个体对儿童的态度，以及生育的选择。

另一方面，在最近的诸多网络讨论中，“厌童”又显得理直气壮——“熊孩子”在公共场所闹腾导致他人做出极端行为的事件，屡屡挂在热搜。人们把矛头指向了孩子，更多指向了家长。韩国设立“禁止儿童进入”餐厅的例子，被翻出来作为了一种正面典型。

白兔糖 うさぎドロップ (2011)

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的结果，很多应当被讨论的议题却被指责的口水淹没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厌童”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厌童”背后，仅仅是讨厌小孩子那么简单吗？公共空间真的可以兼顾“公共”和“舒适”吗？

“厌童症”不应该只是一个自带流量密码的标签。我们邀请了几位嘉宾，试图扩展对“厌童”的讨论。有的问题或许没有结论，但希望不同视角的输出，能带来一些启发。

本期嘉宾

向南，男，内容从业者，35岁，已婚育

KK，女，关西大学社会学在读，26岁，未婚育

霍迪，男，城市规划从业者，35岁，已婚育

NOWNESS：关于“厌童症”的讨论，似乎越来越往极端的方向发展，无论是针对孩子扣上“熊孩子”的帽子，还是针对家长，认为没有管好是过错，都透露出一股责难，而一些家长也把“小孩弱，我因此有理”作为了回击的话术。讨论似乎已经超过了话题本身，成为了不同阶层和立场者的表态，可能也为“不婚不育”群体的决心添砖加瓦。你有过类似经历吗？你为此站过队吗？你的立场发生过转变吗？

向南：作为家长，从来没有过“小孩弱，我因此有理”的心态。我在市内出行尽量自己开车，不方便的话尽量打车并且上车让小孩脱鞋 —— 我既不想逼着他端坐，也不想让他乱动弄脏别人的车子。出远门的话，要么自驾，要么搭飞机 —— 而且是等到他可以分辨一定是非对错的年龄，并且选座位的时候一般是我坐前面一排，孩子和太太坐后面一排，这样孩子实在忍不住要踢踢座椅，也是挨踢。

当我作为路人或者乘客（没有带孩子）外出时，自然不可能要求其他家长也像我这样，但希望他们可以教育孩子，不要连续、故意影响其他人的出行。这样就够了。否则，其他人（包括我）当然有立场责怪家长的不作为。

明天，妈妈不在 明日、ママがいない (2014)

KK：我对孩子没有任何恶感，而“厌童症”这个话题在我看来也只是一个分割已生育人群和未婚未育人群的符号。前段时间，我在大阪一个观光客比较多的百货商店里看到，一对中国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妈妈要去店里买东西，爸爸在门口看着行李和两个小孩。那两个小孩声音很大，其中一个还在地上打滚，但他们的爸爸只是在原地看手机。

作为未婚未育群体，我感觉到自己在公共场所享有的空间被理所应当地挤压。另一方面，作为女性，我从中窥探到一丝丧偶式育儿的气息。关于厌童症这个讨论，很多在网上表现出反感的人群都是年轻的未婚未育女性，因为她们是权益最受到挤压的群体，男童进女澡堂或者女厕所等例子都能反映出来。

同时，我也认为网络把厌童症的讨论过度放大了。如今普通网民成为了愤怒表达的主体，而新媒介将个体的愤怒转变成集体愤怒，愤怒表达又进一步唤醒更多人的愤怒体验。其次，厌童症的讨论经常会出现在像微博这样的平台，这些平台用户的年龄层和性别比本身也和不婚不育的人群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叠，这也会让厌童症的讨论在网络上愈演愈烈。

佛罗里达乐园 The Florida Project (2017)

霍迪：我曾经也很苦恼于那些制造麻烦的顽皮儿童，但通常让我难以忍受甚至气愤的是家长对儿童行为侵犯他人领域的放纵，我猜这应当是大多数相对包容的厌童症人群的普遍判断。在我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当是一个做人的基本操守和和谐社会的前提。

直到我有了一个与我性格大不相同且似乎无处不顽皮的孩子，我的思考更进了一步。起初，孩子经常在公共场合奔跑吵闹，我都会及时制止，同时施加一系列具体的让他“不欲”的事物，期待能让他明白推己及人的道理。然而他总忘却惩戒地我行我素。于是我试着站在孩子的立场，发现孩子的世界与成年人截然不同。他更在意的是新奇体验，热衷于在感官世界中的快意游骋，现实社会无处不在的边界和规则简直太无聊了。

NOWNESS：就身体条件或者控制力而言，老人和孩童属于弱势群体。舆论对公共秩序的规训，似乎对弱势群体的宽容和同理心较低。比如对幼童在公共场合的哭闹或者老人的广场舞行为几乎是零容忍。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从经济消费的角度指出，那些由于没有购买力而被排除在消费之外的人，比如老人和小孩，也会相应地在物质和精神上被抛弃，因而在消费场所被嫌弃。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消费社会正在进一步弱化我们的同理心吗？

向南：我个人认为和所谓消费社会的关联很有限。我们缺乏同理心仅仅体现在对弱势群体吗？疫情期间指责留学生或者其他海归人士“投毒”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我是上海人，去年也经历了一些事。骂上海和上海人的人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2020年全国解封以后，上海是最早一批不对湖北以及武汉居民加码的城市。

再见我们的幼儿园 さよならぼくたちのようちえん (2011)

KK：就厌童症和公共场所年轻人和老人发生冲突的事例来说，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观点。首先很难定义弱势群体，在身体条件上孩子和老人确实是弱势方，但在公共场所考虑到道德伦理的情况下，和孩子和老人发生冲突的一方反而会处于另一种弱势的立场。其次是关于鲍曼的观点和厌童症的关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确实对于儿童和老人的同理心在减少，但不是归结于儿童和老人的消费能力低，我觉得这很难说。厌童症这个词是一种矛盾转移。虽然厌童症中的童字将矛头指向了儿童，但关于厌童的讨论，受到攻击的对象更多还是以疏于管教的父母为主。而这些放任孩子在公共场所做出不文明行为的家长，和在地铁上公放或是餐厅里吸烟的成年人，就经济消费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过多的差异。

NOWNESS：相比于“道德世风日下”简单粗暴的评价，有一种观点认为，关于“厌童症”的讨论背后，是一种社会职能缺位的体现，比如缺少成体系的政策提供育儿的支持，以及对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的缺失。于是，在越来越原子化的社会中，个体要面对结构性的问题。你觉得需要有哪些社会福利和职能的介入，能改善这种情况？

向南：从情绪上讲，当今中国社会只需要“树典型”就足够了。当然，从理智上讲，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带头做好，我想会有些帮助。

第一次的离别 (2018)

KK: 可能还是要举母亲把男童带入女厕的事例，像是在这个问题里，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公共场所缺乏能够提供让母亲带着男童上卫生间的空间，而解决方案也很简单，那就是增加无障碍卫生间的数量。除此之外，像母婴室，哺乳室，或者是商场里可借出的婴儿车之类的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一方面日本倒是做得很好，绝大部分的卫生间隔间里都会有婴儿保护座椅，我刚来日本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之后还很好奇地问了一下男性朋友，男卫生间里是否也有这种设施，得到的答案是也都有设置。

另一方面，育儿问题和性别问题以及劳动问题密不可分。现在女性虽然可以休产假，但能够落实育婴假，哺乳假的企业还有待增加。而在我国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无法向男性职员提供和女性同等时长的产假，这个现状既增加了选择生育的女性的育儿压力，也让更多的女性选择了不婚不育。其次，育儿除了消耗经济资源也非常消耗精力，子女抚养津贴之类的社会福利保障也处于一个缺乏的状态。最后，在公共场所携儿童出行的家长和其他人如果因为儿童产生了纠纷，管理者或者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应该如何处理，是否有制定相关的处理准则也十分重要。

我是山姆 I Am Sam (2001)

霍迪：我不反对社会介入，因为儿童无法决策社会事务，所以对他们的关怀是必需的。但我比较担忧的是，介入的形式与政策计划及其绩效评估体系挂钩，就好像原本旨在关怀儿童身心的儿童节，演变为了牺牲儿童休闲娱乐的强制性表演活动。我怕的是职能部门的政策施行及考核，让原本不厌童的人觉得遭受不公而厌童，儿童则不堪重负而叛逆了。

NOWNESS：2018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里面提到：“边缘化的群体和弱势群体总是眼看着那些为富人定制的城市服务，他们自己却没有资格和权利获得城市服务。儿童往往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因为城市的建成环境是成年人为满足自己日常需要而建造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城市的规划能满足儿童和老人的需求，那么这个空间就尊重每一个人。

国内关于“儿童友好”的研究这几年才起步，现在更多报道提到的似乎是一些权宜之计，比如铁路上会播报的“如果儿童有哭闹，请带到车厢连接处哄”，或者干脆设立“无儿童区”的餐区。还有一些可能与家长理念相悖的举措，比如孩子哭闹的时候，就主动或者被动地给孩子看手机。这些权宜之计是可行的吗？你是怎么理解目前的城市/空间规划与理想状态的差距的？

小鞋子 (1997)

KK：在车厢连接处哄哭闹的儿童确实是权宜之计，不过像韩国那种禁止儿童入内的餐厅或者是设立无儿童区的餐区我觉得算是一个现阶段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了。虽然说城市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成年人自己的日常需求所打造的，但把成年人和儿童放在同一个空间里，其实双方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大部分的时候家长们实际上并不会因为某一个场所不够“儿童友好”就放弃带着自己的孩子出行，结果就是一个对儿童不够友好的地方，往往对那个空间里的成年人也不会多友好，所以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缺失其实也意味着成年人友好的公共空间也一同在减少。

就像之前的问题中说过的一样，当今社会很难继续用传统的眼光去定义“弱势群体”，建造无儿童区，看上去是一种对儿童的不友好或者将儿童驱逐的一种行为，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原子化社会中，为成年人打造的友好空间。从长远角度来看，我觉得在规划空间的时候，比起思考一个空间是在为谁服务，未来或许可以更侧重于一个空间是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的一种关系在服务。

巴黎淘气帮 Le petit Nicolas (2009)

霍迪：目前的一些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主要还是一系列儿童游戏场所和涉及儿童尺度的配套设施建设，其根本逻辑仍是过去的针对“配套供给短缺”的“加法式”填充。不是说这些不需要，但如果一个城市的内在环境处处充满紧张和焦虑，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常感到不安的话，又如何保障他对于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是友好的？若仅是给空间和配套贴上诸如“儿童游戏区”、“女性专用车厢”的标签来解决问题，是让公共领域碎片化的同时，到处潜藏着自我空间的相互入侵。

弱势群体应当是包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空间之中的，而不是制造各种“隔离点”。如果能让城市回归一种宽松自然的生活方式，人们在此心安，自会相互友好。我认为需要给城市拥挤的人工环境做做“减法”，让更多的自然空间成为主角，让更多的关注点聚焦在与自然的互动和自省上，可能对那些已经弱势和走向弱势的人群，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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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_kidddd 编辑_yuhua 排版_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