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成功靠的是什么？这不仅是中国人的疑问，也是世界的疑问。在为新著《超经济突破：中国发展的真实逻辑》所作的序言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认为西方成功学的背后是帝国主义逻辑，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并且揭穿了西方成功学的弊端，也因此让西方深感焦虑。
《超经济突破：中国发展的真实逻辑》，文扬、苏堤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23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20世纪90年代，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来说是一个黄金年代。苏东集团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西方在二战后最大的一次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根据西方的历史观，这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大主义之间百年竞争的终结，这个终结直接导致了当时在西方国家中方兴未艾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突然成为了一个席卷世界的浪潮。
面对一个几乎包括了全部非西方世界的巨大的新边疆，一个不再有任何强大抵抗力量的世界，当年那个曾经令世界无可奈何的帝国主义换了一个金融和经济的面孔后卷土重来。借助这场革命掀起的新思潮、新政策和新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财富的掠夺再一次狂飙突进，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进一步拉大，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格局看起来将要永久固定下来了。世界仍然无可奈何。
百年前的帝国主义是赤裸裸暴力形式的，不需要也不可能做任何装饰。到1913年，11个西方帝国控制了全球所有领土和人口的近五分之三以及全球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三以上，绝大多数的取得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有一些价值观上的口号，但在现实中却只有血与火。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主义号召——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践中却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步兵、骑兵、炮兵。
但是20世纪末这一次以“新自由主义革命”形式展开的全球征服，情况完全不同了。人们被告知，帝国主义时代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处在一种被经济全球化进程所推动的新秩序当中。
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领导一个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NWO），“让不同的国家为共同的事业团结在一起，以实现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平与安全、自由和法治。”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进一步解释道：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是……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原则的胜利，即民主和自由市场。最终，全世界都开始认识到，自由市场是未来的潮流——美国既是未来的守护者，也是未来的榜样。
帝国主义变好了吗？西方要做慈善家了吗？毫无疑问，当时的美国很希望世界这样相信——相信新的世界秩序必须由美国来领导，不是因为美国曾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相信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对所有国家都有利，不是因为美国将要从新秩序当中获利，而是因为美国可以成为所有国家的榜样。
西方成功学？
世界真的会相信吗？如何让全世界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的领导？这成了后冷战时代西方的一个新的使命任务。如果说百年前的帝国主义是靠压服全世界接受西方的统治，那么今天这个新帝国主义准备要靠说服全世界接受西方的统治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学术界在这个时期密集地出现了一类理论著作，主题专门围绕着解释说明为什么西方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为什么西方成为了世界的主宰者等问题。
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出版了被赞誉为“新国富论”的《国富国穷》一书，成为这类书籍的一个代表作。
该书的核心思想是：西方国家的成功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开放社会中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作者断言，这些开放社会聚焦于工作和知识，这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新技术的创造以及对变革的追求，并通过将新的发明和技术应用在战争、运输、能源利用和金属加工方面形成了竞争优势。
该书旁征博引，信息量很大，但笔调轻浮，结论随意。最重要的是，该书出版后成了全球的畅销书，影响巨大。
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某个别的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答案是因为英国具有一系列其他国家没有的“价值观和体制”，在这位作者看来，英国很早开始就“具备了作为一个国家的优越条件”，这“并非只是指一个政府或政治实体，而是指一个自觉的、自知的、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忠诚以及公民身份平等为特征的单位。这样的国家能够使社会目标与个人的欲望和积极性相调和，使集体的协同作用能增强行动的实绩。其整体大于各个局部的总和。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会较好地响应国家的鼓励和倡议；反过来，国家也同积极的社会势力一致，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更好”。
关于为什么印度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答案是印度社会缺乏“超出印度文化和学术经验以外的想象力”，在发展工具方面毫无作为，“没有发展用机器生产的构想”。
为什么在历史上一直领先的中国后来“失败”了呢？答案是“它自己早已滑入技术和科学的蛰伏状态，只靠往昔的成就慢慢行进，而且随着才华屈从于身份地位，越走越慢”。
为什么南美洲没有成为像北美洲和欧洲这样的富裕国家？答案是因为南美洲的“模拟伊比利亚社会”环境缺乏“北美式的技术、好奇心、首创精神以及公民利益”。
为什么中东阿拉伯国家靠石油聚集了大量财富，但却并不真的富强？答案是因为它自身文化传统方面的“病症”——“(1)它不能产生有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2)仍旧不信任或拒绝从西方敌国(基督教世界)传播过来的新的技术与思想；(3)无论是留学在外的还是留在国内拥有万贯家产的人，都没把这种知识看作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二战后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并未走上发展经济的正轨而且有些国家还全面倒退？答案是因为“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物质遗产的忽视和破坏能力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完全摧毁了殖民者所遗留的一切，同时又没有学会何以代替之”。
富国和穷国各自的未来将会怎样？答案是“富国、工业国可以保护自己，其办法是保护科研领先地位，转入新的、正在增长中的产业……（穷国）最有效的治贫疗法只能来自自身。外援可以有帮助，但它像意外之财一样，也会有害处”。
考虑到此书出版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以及出版之后的影响力，很难相信它只是一本纯学术作品。无论如何，在此书的论述中，帝国主义的身影消失不见了，精神、思想和文化上的对立再次卷土重来；而这一思想的传播恰恰与当时的西方借“新自由主义革命”名义大力推进的新一轮帝国主义扩张如影随形，也恰恰起到了说服非西方国家心甘情愿接受西方全球统治的作用。
戴维·兰德斯于2013年去世，继承了他这项解释工作的是比他年轻40岁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11年出版的《文明》（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一书中指出：让源自欧亚大陆西部边缘的少数人类在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世界的，是六个“杀手级应用”——
1.竞争：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分散化，它为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创造了启动平台； 2.科学：一种研究、理解并最终改变自然世界的方式，它使西方（除其他外）对其他国家具有重大的军事优势； 3.产权：作为保护私人业主并和平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手段的法治，构成了最稳定的代议制政府形式的基础； 4.医学：科学的一个分支，使健康和预期寿命得到重大改善，首先是在西方社会，但也在其殖民地； 5.消费社会：一种物质生活模式，其中服装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和购买起着核心的经济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模式，工业革命是不可持续的； 6.工作伦理：一种源自基督教新教的道德框架和活动模式（除其他来源外），它为应用1至5所创造的动态和潜在的不稳定社会提供了粘合剂。
从说服的角度看，尼尔·弗格森比戴维·兰德斯走得更远。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引用了大量引入入胜的历史材料，令普通读者入迷，令知识分子折服，但是与此同时也都悄悄地完成了一项不易察觉的重要工作——将事情发生的结果和原因做了一个颠倒。在尼尔·弗格森的书里，当竞争、科学、产权、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这些原本是野蛮的帝国主义扩张运动所催生的结果的东西，被强行解释为西方文明中独有的“杀手级应用”时，真正的那个原因——“军事革命”和侵略战争，也就完全不需要了。
这两本书都是全球畅销书，影响了很多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们，他们是如此热切地希望从这些论述西方如何富强的书籍中找到真经。当然，他们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一无所获，因为真正的道理必定不会包含在这些风行全球的大众读物中。
有个流行的说法，现代社会三大病症：性解放、消费狂、成功学。前两者涉及人之大欲，总有一定的发生理由；而成功学的兴起，不过是欺骗者和受骗者共同制造的一个泡沫，尽管也风行一时，但终归是个假象。
事实上，从西方学术界里生产出来的这类解释说明西方之所以如此富裕、之所以可以称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之所以必然要统治世界的学术著作，不过就是一种大号的成功学，与市场上五花八门贩卖个人或企业“成功秘笈”的畅销书没有本质区别，其中有个最重要的共同点：“成功秘笈”由“成功者”本人亲口说出来，那就一定不是真的，而且一定是继续服务于“成功者”当前和未来个人私利的。
全世界的财富是个大蛋糕，虽然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蛋糕在以一定的速度变大，但却远远赶不上蛋糕分配不公平程度不断恶化的速度。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西方富国已经占有了一块很大的份额，如何继续扩大份额，至少守住现有份额不变，就成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头等大事和共同目标，西方各种形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无不服务于这一目标。
既然如此，它当然会有十足的动力通过宣扬一种“西方成功学”让其他国家相信它的这块份额是“应得的”，是理所当然乃至天经地义的。它决不会愚蠢到把它如何占有并长期保持其份额的真实历史及真实手段告诉其他国家，并鼓励其他国家学习和复制。
戴维·兰德斯和尼尔·弗格森的著作代表了“西方成功学”中以欺骗为主的一种，也就是尽可能淡化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主义这个根本动力，将当前的财富和地位归因于东拼西凑的西方文化独特性。
与之相对，还有另外一批西方学者，或者由于更严肃或更有良知，或者出于对撒谎和欺骗的抵制，他们一直致力把西方崛起过程中那些被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再现出来。历史并不如烟，资料到处都是，他们很容易就发现了大量血腥和黑暗的事实，于是一些新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了，例如“战争资本主义”“奴隶资本主义”等，用来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若没有“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这一最根本的能力，西方将什么都没有。
与尼尔·弗格森的《文明》一书大约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考古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出版了《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书，该书保持了与大多数“西方成功学”书籍同样的学术立场，即从“西方统治了世界”这一既成事实出发回溯到历史中寻找其原因。
伊恩·莫里斯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
该书评论了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和戴蒙德的《枪炮、钢铁和细菌：人类社会的命运》等书的观点，但明智地放弃了对“奥秘”“绝招”“杀手级应用”等故弄玄虚的贩卖，而是将西方文明置于考古学视野中的人类文明史长度上考察并确定了其地理、气候、人种等方面的特殊因素，据此形成了一种将所谓“长期注定理论”与“短期偶然理论”融合起来的解释框架，即地理因素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地理因素。对他来说，解释西方成功的任务反而简单了——既然决定了今日西方主宰地位的最主要因素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再过多强调近代以来的所谓西方特色也就没必要了。于是他很直截了当地将西方崛起的主要原因重新归结为战争因素。他在书中提到英国对中国的战争时写道：
我们可以听参加过鸦片战争的罗伯特·乔斯林勋爵（Lord Robert Jocelyn）说说，西方的统治是怎么通过那场战争传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他看着不列颠舰队缓缓靠近定海，那里有一道坚固的堡垒阻挡了他们进入长江入口处。“船队对着小镇舷炮齐射，”乔斯林写道，“随后，木料的碰撞声、房屋的倒塌声、人们的哭喊声在岸边回响。我方首先开火，持续了9分钟……我们登陆时，海岸上已经生气全无，只剩下几具尸体、弓箭、断裂的长矛和枪支。”这里就体现了西方统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欧洲舰队和枪支可以突破任何东方国家的防御。
实际上，在服务于“新世界秩序”的这一种“西方成功学”突然兴起之前，西方统治世界的直接原因是战争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了定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一书出版于1982年，书中详尽描述了近1000年来欧洲如何在每一次社会转型中都无一例外地发展出更致命的杀人武器和更剧烈的军事活动，最终，“由于有了通常由普通商船负载的重炮，欧洲人能够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美洲和亚洲水域扩展其控制范围”。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的《军事革命：军事创新与西方崛起》一书出版于1988年，书中指出：西方的崛起，不是像宣传的那样是通过其思想、文化、价值观或宗教等方面的优越，而是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与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
将西方的成功归因于“杀手级武器”而不是什么“杀手级应用”，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虽然直面了赤裸裸的历史真相，不再倒果为因地胡扯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个人自由的传统、好奇心和科学精神，等等，但是如此一来，却也失去了任何借鉴意义。毫无疑问，“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不过是自史前野蛮时代人类游团狩猎活动继承而来的一种能力，除了技术上的不断改进，与任何精神和文化上的进步都没有关系。
当然，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这种坦白承认的解释也是一种“西方成功学”，而且也可以学习借鉴，即所谓“以暴制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年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就可以视为前殖民地国家对“西方成功学”的照搬。照搬的结果，虽然暂时还无法在军事上打败西方、将西方的土地和劳动力变成自己的财富之源，但至少赶走了西方帝国主义，守住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
中国成功学？
对于这两种形式的“西方成功学”在非西方国家中引起的反应，西方是心知肚明的。
在1990-1991年那个历史转折点，美国向全世界推出的以“民主和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不过是西方进一步主宰世界的方案之一。这种方案的核心是将“民主”当作在他国进行“政权更替”的手段，将“自由市场”当作在他国进行资源和利益获取的手段，所以本质上就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用“软实力”代替“硬实力”的新帝国主义。
这就意味着，西方向全世界大力兜售第一种“西方成功学”，配合以一整套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目的就是希望非西方国家都接受这种新帝国主义，都承认本国不具备成为发达国家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在精神、思想、观念、制度、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诸多条件，最终只好接受西方国家通过这些“独有”的优势所制定出的“基本规则”，成为以西方霸权为支柱的“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心甘情愿接受西方的政治统治与经济剥削。
如果各国不接受，或者新世界秩序在各国遭遇到抵制、“软实力”新帝国主义推行不下去，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再重新回到“硬实力”的老帝国主义道路上去，对于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并刚刚击垮了最大竞争对手的西方集团来说，实施这个方案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就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虽然美国已经宣布要建立“和平与安全”的新世界秩序，但在仍然沉浸在帝国主义往事回味中的英国，战争狂热再次风行。
英国一位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和记者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供职的《每日电讯报》上写道：“英国人在200多年里早已习惯了派遣远征军到海外，与非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作战。战争被英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在进行的海湾战争“为英国人敲响了非常、非常熟悉的帝国钟声”。因此，英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承担起丘吉尔的使命，《星期日电讯报》的一位编辑则将英国即将开展的军事远征称之为“后冷战时代的新工作”。
这是西方以其“硬实力”为后盾的第二张嘴脸，在某种程度上，也以第二种“西方成功学”作为理论支撑。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若不愿意接受第一种“西方成功学”的愚弄和欺骗，不肯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强加的秩序与规则，那么就要面对第二种“西方成功学”中的硬道理，看看本国是否具备挑战西方霸权的政治—军事“硬实力”。其“硬实力”的强大程度不能仅仅只构成挑战，还必须能够超越历史上那些曾经惨败的挑战者，而且还要能够在一个后西方时代运用一种超越西方的暴力手段统治未来世界，这当然就意味着一种比西方帝国更加先进的“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
对西方来说，这就是冷战结束至今当代世界的基本现实，通过两种在理论上相互支撑的“西方成功学”，西方强行把这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宏大叙事”固定了下来。接受不接受，这就是现实；接受不接受，这就是生活。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中国，如果中国不是在同样的这段时间里高速崛起，世界历史很可能就如此这般地“终结”了，不是“终结”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终结”于西方对世界的永久统治，包括西方越来越富、非西方越来越穷这样一个全球财富分配格局。
但是，与西方的愿望正好相反，中国高速崛起的真实故事，一举戳穿了两种“西方成功学”的神话。从第一种“西方成功学”的角度看，中国并没有突然间就具有了那些被西方学者们总结出来的西方独特性，中华社会与所谓清教徒工作伦理、个人自由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基于财产私有制的法律和政治体系都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还被归纳出很多条之所以在科学上落后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从政治到文化。
但是，中国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开创出了一个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超越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比西方的成功更大的成功。从第二种“西方成功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完全没有依靠对外战争和殖民，没有经过任何“战争资本主义”阶段或者“奴隶资本主义”阶段，没有暴力攫取海外土地和劳动力，恰恰相反，中国甚至距离最近一次的自卫反击作战也已经有40多年了。
对于西方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中国的成功意味着，西方鼓吹的第一种“西方成功学”大部分是假的，西方基于“老师”的身份地位享有的目前的财富份额并不合理，非西方国家取得与西方同样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并不一定要复制照搬与西方完全一样的一套。
不仅如此，中国的成功还意味着，即使西方坦白承认了第二种“西方成功学”的内容，但中国的例外实际上证明了历史上西方施加于非西方世界的大部分暴力是没有必要的，因此西方基于“强盗”的实力地位占有目前的财富份额也是不正当的，非西方国家取得与西方同样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并不一定要重走西方通过战争崛起的老路。
最后一点，也是对于西方来说最致命的——通过在实践上对两种“西方成功学”的基本否定，中国的成功，特别是文明复兴意义上的成功，正在展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既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硬实力”也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软实力”同样也可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可行路径。
可以说，西方对于中国的恐惧、仇恨和愤怒，其心理活动根源正在于此。简言之，中国取得全面的成功这一重大事实本身即宣告了西方统治世界的非法，也宣告了西方版世界历史叙事的虚假。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从最初阶段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到当前阶段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由于中国的成功，目前已经逐渐展现出一个“去西方化的现代化”阶段的前景了。这对西方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若从2000年起算，中国成年人的人均财富从4247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的67771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9%，大大超过整个世界4.8%的平均年增长率。中国这个20年的增长水平对应于美国自1925年以来近80年的财富增长，如果中国在2025年达到预测的107万亿美元，这将与美国2017年的财富水平相近，这意味着中国在2020年至2025年之间会取得相当于美国13年时间的进步。
根据该机构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财富将达到105400美元，超过“高财富”国家的100000美元标准线。在短短25年内完成了这一过渡，无论从中国的人口规模上看，还是从平均增长速度上看，都是历史空前的。而毫无疑问，这些反映真实历史和变化趋势的数据和曲线，每天都在刺激着某些人的神经。
2022年以来，随着西方的焦虑与日俱增，其应对措施也开始频频出台。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对华政策演讲，将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因为“国际秩序的基础正在受到严重和持久的挑战”，而“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将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图源：BBC）
6月，北约通过了《2022北约战略概念》，首次宣布中国为“战略挑战”。7月，美国通过了被认为“攸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对华竞争法案”。此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为了敦促国会尽快通过该法案曾向媒体表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表面上看，并没有出现中国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任何一个领域马上超过美国的可见现实，那么到底是哪个方面的变化使得美国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时间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即可得出结论：让西方深感焦虑的，主要不是中国与西方集团的实力对比，而是中国的成功作为一种示范这个事实本身。正是这个非西方的示范与西方将自身作为一个示范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每一天都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对于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认知。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评价实际上一直是在“西方成功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因为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恰恰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种“西方成功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就是虚假的，并带有特定的预设目的，所以在将这种理论应用于解释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更确切地说，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学或称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作为一种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具性理论而流行于世，并不是真的科学理论，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伪理论。不要说中国经济，即使是西方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按照这种经济学的要求，将纯粹经济的活动从五花八门的人类社会活动中单独抽离出来进行单方面的观察和研究。
对于这一点，约瑟夫·熊彼得在其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就曾指出过：“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把一个事实称为经济的事实这已经包含了一种抽象，这是从内心上模拟现实的技术条件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的许多抽象中的头一个。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
自从自由市场经济学大举进入中国以来，太多的中外经济学家在太多的问题上坚持用这种过度抽象的伪理论解释和说明、分析和评价中国经济，但总体上却是脱离现实的，无论是解释还是预测，总体上都是失败的，于是这成了他们口中的所谓“中国经济之谜”。其实中国经济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之处，混乱完全出自经济学家们自身的“经济学理论之谜”，也就是一种偏执的、盲目的、毫不妥协的非要用伪理论解释真现实的思维定式。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近乎封神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其实不过是些陷于自身混乱不能自拔的伪学者。好在中国经济发展自有其强大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像很多国家那样被学者们的伪理论引入歧途、落入陷阱。
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困难，至少要比生搬硬套西方主流经济学伪理论时容易很多。只要不抱有将现实当作“纯粹是经济的”并将其人为地抽象出来，将经济活动与它原本就与之紧密相连的其它方面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内在逻辑是可以清楚地被透视出来的。
这里我们引入了“超经济突破”这个概念，用于描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突破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指标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一种集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多种力量在内的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突破。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短短7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对大多数先发国家的赶超，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多次全球性危机的冲击下继续保持经济的韧性和弹性，稳步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个惊人的事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奇迹”。事实上，每一个反映在经济指标上的增长奇迹，都是中国70多年来持续完成的一系列“超经济突破”的结果，而“超经济突破”由于是通过多种手段在多个领域内同时实现的，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问题，因此更多地属于一种事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无法在只关注经济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之内建立理解。
具有政治事业性质的发展战略选择问题，因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而不同，很难归纳成统一范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先进工业国的大型经济体来说，这些从根本上带动了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选择，包括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将共同富裕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选择、对利用资本和节制资本的平衡、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的选择。
总体发展战略上的成功，也是中国在政治、社会、科技和文化各领域的成功，反映在中国经济上，就是本书所说的“超经济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不能脱离“西方成功学”的狭隘框架，无法将本质上属于“中国成功学”的“超经济突破”纳入其理论体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国经济真正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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