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30904

关于时代认知分享，前面写了三篇：；；；。今天继续。

1.长期主义是稀缺品

1）企业的“长期主义”与资本：很多企业，在没引资或没上市的时候，有远见的创始人/经理人能够做一些更加长期的业务规划，控制节奏，打好基础，不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但没有外部资金支持，靠内生增长，把平台做大很难。引入私募股权投资人后，虽然带来了资金，但业绩增长压力也骤然变大。投资人追求的是投资回报，到了一定期限就要退出，强势投资人还会跟企业和股东签订对赌条款。这就给企业/经理人带来很大压力。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企业发展的进一步阶段，但企业会发现，需要定期披露财务报告，与同行对标，面对公众投资人对公司业绩的拷问。这时，企业主动与被动地追寻更加短期的目标，寻求通过各种利好与刺激及资本市场手段，将股价/市值维持在高位(称之为“市值管理”)。在极端情况下，企业/经理人会将短期股价/市值作为根本目标，并将经营与战略的时间目标与刻度定在季度或半年(以此与上市公司业绩披露的时间刻度对齐)。引资与上市将资本推给企业，资本是一个“双刃剑”：如果企业只是响应资本，以资本为导向，那就会逐渐沦为资本的工具。如果资本是短期主义的，并不真正奉行长期主义，企业创始人和经理人即便自己有远见和定力，也很难摆脱资本的影响，反而需要跟资本“对齐”，形成了被资本“劫持”的局面。这时，企业也很难再去追求复合目标及长期主义战略。诚然，“资本”和“资本”又是不同的，确实存在奉行长期主义、寻找秉承长期主义的企业，并且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企业的长期主义。企业当然也应该找寻这样的资本，但这样的资本毕竟是极为稀缺的。

2）政府与“长期主义”：一个政府，如果政治领导人的形成机制是选举政治，任期较短，并且权力在不同职能部门与层级/地方之间高度分立、分离、分散，那么就会导致短期主义问题。美国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总统一届任期四年，不超过两界；权力高度分散（有行政机构、国会及最高法院的权力分立，还有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立）。总统始终处在选举压力及其他政府力量的“干扰”之下，很难有定力思考长期问题：总统刚刚上任，往往会推翻前任签署的行政命令，表示政府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国会不与自己同属一政党，推行大的法案几乎不可能，只能碎片化的、局部的推行一些举措；任期不到一半，就要开始规划中期选举，因为选举结果可能影响到国会里的政党政治力量分布，进而影响到总统立法的能力；任期到第三年，就进入选举状态，为争取连任做准备（如果连任失败，则到第三年就开始成为“跛脚鸭”，难以作为）。对于国会政客而言也是一样的，持续面临选举/连任压力，需要响应选区选民的诉求，这时就很容易诉诸民粹，让民调主导自己的议程及取态。以当下的美国国会为例：共和党众议院摆开更重要的事情不干，把主要议题变为弹劾拜登。这些做法都是短期主义政治驱动的，没人担心它们会以损害美国政治体制为代价。

纵观全球，长期主义政治是非常罕见的。在选举政治里，太容易受到选民压力及短期时势变化的影响；在权威主义政治里，则会演变为权力政治：即政策的初衷和导向是为了维持权力本身，而不是为了实现某种长远的、抽象的、终极的价值。

3）科技的影响：科技并不会自动有利于“长期主义”:科技对人类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我们目所能见的一切东西似乎都在加速：从信息的传播、认知、讨论、决策到反馈；我们能够触达的信息绝对量在增加，但质量却在下降，因为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我们的认识、情绪、矛盾、差异则会时刻被捕捉、放大并快速传播，导致更大的张力与冲突。显然：物理距离的缩短、时间节奏的加快、信息质量的碎片化，都可能使得人们更加的急躁，对时间要求越来越高，越难有耐性和定力接受长期主义。

在当今时代里，“长期主义”是稀缺品。正因为长期主义缺失，才开始有企业家、组织、机构出来重提“长期主义”的价值，讲“做难而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等等。

4）个人：个体处在一个缺乏“长期主义”的时代里，自然也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具体而言：

——并不相信有“长期主义”（愤世嫉俗/cynicism），认为都是宏大叙事和忽悠（“PUA”）

——对何为“长期主义”，理解也不清晰；

——即便相信有“长期主义”，也很难适应和接受“长期主义”，有认知上的问题（耐性、定力），也有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主义之所以“难”，因为它会影响到个人的短期利益，并且最终的落地，也可能制造“赢家”和“输家”，即并非每个人都受益）

——在评估“长期主义”主张时，仍然很难避免用“短期主义”视角——例如要求立即出成绩、立竿见影。

2.当今社会，一个与“长期主义”有关的主要矛盾

1)主要矛盾

这个主要矛盾就是：

——一方面，伴随时代发展，政府的治国/治理理念在转向“长期主义”；

——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个体却已经习惯“短期主义”，或习惯于“长期主义”稀缺的时代环境，在改变预期，重新认知、理解、接受、适应“长期主义”治国理念时存在障碍与隔阂。

——治理理念与社会及个体之间，存在一个“长短期主义”短时间内难以“对齐”的问题。

这就造成了许多的焦虑和张力。

实际情况比这个要复杂得多。例如，不仅仅是社会、企业和个体不能一下认知、理解、接受、适应治理“长期主义”及背后的具体理念与逻辑——公共部门（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本身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政府/公共部门体系也面临一个认知、理解、适应“长期主义”的过程。在实践中，人们时常会用惯性地用“短期主义”的“招式”，拆解、应对“长期主义”的要求，自认为这就完成目标了。体制内话语，称之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而这恰恰是社会最不喜欢的。

因此，政府宣讲“长期主义”，但在体系内一但出现“短期主义”的行为——例如某个具体的部门或地方仓促出台某项欠考虑、与“长期主义”理念相悖的政策，就会使得社会与个体增加对政府“长期主义”的怀疑。

2）全社会适应“长期主义”，与之“对齐”

所谓“对齐”(alignment)，就是人们发现执政/治国/治理理念及新时代的政治经济逻辑是“长期主义”导向的，由此，调整自己的行为与预期，并设法适应新的时代节奏。

所谓“对齐”，并不需要全社会每个人都认可和接受具体的原则与理念，而只需要大多数人调整理解与预期。

长远来看，中国社会将经历这样一个进程：

——中央提出并不断地阐释及加强“长期主义”治国理念/治理理念与逻辑；

——中央以外的公共部门/体制内与中央看齐：大趋势上，可能是：由“核心部门”到“非核心部门”（包括部委办与地方）；由高级别到基层；由“关键少数”到多数；由党内到全体。所有人，都得逐步提高“政治站位”，学习、认知、理解并真正的实践新的“长期主义”理念。对于党内、体制内来说，不是“对齐”了，而是看齐，是不折不扣地严格做到；

——公共部门/体制内“看齐”是有过程的，之后，再到“体制外”，“体制外”单位是逐步“对齐”。要指出，其一：体制外可能很早就在准备“对齐”了。但如果体制内都看齐不了、对齐不了，体制外肯定无法“对齐”，而且体制外只会怀疑、抵触；其二；说体制外“对齐”，指的是机构、组织（例如企事业单位）整体的对齐，而非其中个人（例如党员或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人）的“对齐”；

——社会面，机构组织寻求“对齐”，过程中，个人再“对齐”。原因是，个人往往处在企事业单位组织中，在企事业单位的半径里工作、生活，关注的往往也是自身的小我利益。企事业单位“对齐”了，开始调整自己的策略、目标、管理了，大多人才会有感知，开始“对齐”；

——个人层面，人与人——家人、同事、朋友等——还会相互影响，最终逐步“对齐”。

“对齐”的关键，而在于真正的理解。理解之后，才能调整预期，才能适应。

“对齐”是社会性的，是渐进的，需要时间。表面上，它是一环扣一环。但不同“环节”之间的关系又是充满互动的：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里面，个体作为构成社会的“原子”，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整个过程中，宣传是关键。如果对“长期主义”理念的沟通、传播不到位，则可能适得其反，拖慢整个社会的“对齐”过程。

笔者认为，“对齐”是大势所趋，无论早晚、快慢，最终都会发生。

3.什么不是“长期主义”

此处，旨在说明关于“长期主义”定义的一些误解。

“长期主义”里带有“长期”二字。“长期”是一个时间维度表述，但“长期”所指，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指从“长远”考虑问题：什么是“长”治久安，什么是可持续。

1）长期执行的政策不一定是“长期主义”：一个政策，一个思路，一套方法，运行了很长时间，譬如二十年、三十年，只能说明它维系了很长的时间。这本身并不代表这个政策是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并不代表它是“长期主义”驱动的，并不代表它能够带来长治久安。恰恰相反，如果一个政策不是“长期主义”驱动，又执行了很长时间，反而可能积累很多的问题，而且长期执行的政策往往有很大的惯性，打破起来难度很大；

2）不属于“长期主义”，也不一定就是“短期主义”：“长期主义”是个褒义词，但即便一个实践、做法、策略达不到“长期主义”的高度，也不说明它就是“短期主义”的，更不能说它就是反对“长期主义”的：它可能只是受限于自身条件（信息、认知、视野、权力等）,无法做那么长远的规划。我们说当代社会开始趋向于“短期主义”，只是指“长期主义”更难、更稀缺，也并非说过去的政策就一定是“长期主义”的，只能说，过去的公共决策制定者可能更有“条件”追寻长期主义；

3）不同阶段有不同时期的任务:以一个国家而言，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开始新的建设，奠定发展基石，这时，需要做许多“从0到1”的事情，解决眼前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时，需要一点激情豪迈，需要大干快上，需要一点粗放，对过程中负面问题的容忍度则可能只能降低：因为这个时候，解决生存才是首要问题，有了生存，才能有长远发展的可能。此时，发展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企业也一样，创业时只有几个人，一腔热血的一起干。但企业稍微壮大，就要考虑管理、治理、合规、舆论、监管关系，甚至地缘政治。“从0到1”时的考虑，与“从1到10”或“从10到100”的考虑肯定是不同的。不能说“从0到1”时的考虑就是“短期主义”的，但要实现“从10到100”，要让企业“克服熵增”,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下长久生存，就必须考虑“长期主义”；

4）个人不能“对齐”国家/政府的“长期主义”，也不能说个人就不是“长期主义”：有人说：“我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能和你说的国家‘长期主义’对齐，但我不认为我是‘短期主义’的呀。我信奉传统价值，善待子女，孝敬老人，兢兢业业工作，也希望国家好。我就是‘长期主义’的呀”。这里要说明，“对齐”国家/政府的“长期主义”指的是：个人认识到国家/政府在寻求“长期主义”、奉行“长期主义”，理解国家/政府所指，并且个人需要以此调整对许多问题的预期，适应时代环境的“节奏”。这里，不构成对个人价值理念好坏的任何判断。而考虑到国家“长期主义”治理理念的逻辑与传统价值是一脉相承的，并考虑到“国家”这一主体在传统价值理念中的地位（“有国才有家”），在中国，个体与国家的“对齐”应该又是相对容易的

4.“后三十年”

最后再说一说“后三十年”（改革初创年代）的问题。许多人会习惯性地援引“后三十年”（1980~2010年代，改革开放/改革初创年代），认为当时的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稳定执行，促成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他们忘掉了当时发展中积累的问题，并将当时的政策与理念等同于“长期主义”，并对后来的思想、理论、政策、实践提出不同意见。

我的看法:

1）时间维度上，长时间执行的政策不等同于“长期主义”；

2)不同时代/阶段，有不同的“牌面”，面临不同的挑战，要完成不同的目标，要执行不同的战略、战术、策略。摆在当时决策者面前的其实都是“从0到1”（或“从1到10”）的现实问题。决策者所能获得的信息也非常有限，譬如能够观察到美欧日工业上压倒的先进性，但尚无法深刻洞察到其社会逐渐积累的问题，更无法预判中国崛起对欧美日的影响。这时，解决中国的发展是现实问题、生存问题。当时的选择，既不是短期主义，也不是今天理解的“长期主义”，更似“生存主义”（survivalism）；

3）决策者有宏观视野，有长远视角，有博大情怀，有伟大梦想，但这些主观的价值与理念都不足以将具体政策转化为“长期主义”。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用“长期主义”去评价“从0到1”或“从1到10”“创业者”的具体政策是不合理；

4）“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等原则，更像是“从0到1”时期所需要的灵活、务实、创新、创业的战术，与我们说的“长期主义”、“可持续发展”、“长治久安”不是一个维度及内涵的东西。当时领导人的“长期主义”愿景，核心的一条，即“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5）同样一个领导人/决策者，以其知识、能力、情怀、愿景，如果放在不同的环境里，接受不同的挑战，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果局限在特定年代的特定选择，将其“奉为圭臬”，那么与“刻舟求剑”没有差别。当时领导人常说：下一代人更有智慧，让他们来解决。但如果把当时领导人用时空“运送”到二十年、三十年后，我相信他也会根据新的时势，做出不同于过去的选择。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根据时势变化提出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才是他们相信并奉行的。

（未完待续。下一篇，讲讲个人的预期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