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从《奥本海默》到“两弹一星”：来自中国的“同题之作”
美国导演诺兰的历史传记巨制《奥本海默》，上周在中国内地公映。
对这个空前繁荣的暑期档，此片有资格和分量，来为之画上圆满句号，毕竟，此前它在全球已取得8亿多美元票房，中国上映5天后收益也突破2亿人民币。
何况9月初正值抗战胜利纪念日，加上日本核污水排海引发的公共话题，《奥本海默》以二战、核武器研发、广岛长崎投弹等为故事背景，多少也扣上了实时热点。
不过，观众对《奥本海默》的评价却呈现了较鲜明的两极分化：有人大赞其深邃、丰富、表演精湛，也有人吐槽沉闷、冗长、昏昏欲睡。
的确，这电影不以反转、解密、动作戏、绝地营救、大场面战争见长，它角色繁多、对白密集，极考验观众的信息抓取归纳能力，若你仅抱有“看原子弹爆炸奇观爽一把”的动机，多半鸡同鸭讲。
但它最大的观影门槛，体现在与复杂美国政治史的指涉关系上：无论是围绕在曼哈顿计划外的美苏隐性博弈，还是政府、军方、情报系统和科学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抑或战后麦卡锡主义盛行、对左派的怀疑迫害，都有其自身的深层逻辑，不为普通中国观众的知识结构能迅速理解。
既然这份不习惯来自语境陌生的“水土不服”，大家会很自然把目光转回本土，转回同样拥有原子弹、且同样为原子弹付出过艰辛努力的“自己的祖国”。
何况，已有不少网友看完电影后由衷感怀：以彼时美国国力，有战争紧迫性在前、有从世界各地避难而来的一大群专家襄助、有20亿美元拨款，天时地利人和，尚且如此坎坷才把原子弹研制成功；相比之下，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孤立无援自力更生的新中国，能完成这项伟业，无疑更接近人间奇迹。
《奥本海默》等于在无意中，用大洋彼岸的他者镜像，为大家普及了、确证了、强化了本国前辈曾经践履的壮举，有多不可思议。
一来二去，全聚焦到一个问题：中国影视工作者，是否也演绎和诠释过，属于自己的《奥本海默》？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早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摄制《中国神火》，便首次将镜头对准原子弹试验，开此一序列故事讲述的先河。
1999年上映、陈国星导演、李雪健和李幼斌主演的《横空出世》，在豆瓣拥有9.4的超高评分，不少人敬称其为“史上最牛主旋律”，至今还常常要翻出来“燃爆”一回。
2009年的《邓稼先》和2012年的《钱学森》，以二位功勋人士的真实经历及心路为基轴，条理清晰，平静而扎实，是两部比较工整的传记片。
2011年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40集篇幅，是目前为止最完整、最大体量展示“两弹一星”工程的史诗正剧。
2019年的献礼剧《激情的岁月》和《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则开辟全新视角，主动尝试了更日常化的表达。
近年国庆档颇有影响力的、名导与明星荟萃的“我和我的”系列中，亦有两个篇章将目光投放于此，分别为《我和我的祖国》里张一白执导的《相遇》，及《我和我的父辈》里章子怡执导的《诗》。
除此以外，还有电影《绝密工程》（2019）、电视剧《有个地方叫马兰》（2019，29集）……
至于其它一些覆盖面更广、年份跨度更大的革命历史题材，也常有部分段落涉及“两弹一星周边”，如《东方》《聂荣臻》等，此处还没统计在内。
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的原子弹影视家谱”。
百花齐放的叙事探索：来自中国的“殊途同归”
上述“原子弹影视”，虽没有诺兰这般国际一线导演背书、没有好莱坞的全球娱乐帝国铺路，却也同样百花齐放，以独特的形态，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版本”。
但凡做过细读细观，即会发现，它们并非像有人谈及主旋律宣传时就必要惯性批评的“脸谱化”、“说教气”，它们积极地向艺术本体靠拢，嫁接、尝试了各种影像语言、类型要素、戏剧结构和情感氛围。
《横空出世》的一文一武双雄模式，两人性格鲜明、职能与经历各异，从互不服气、屡有摩擦到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提供了足够有说服力与代入感的角色成长曲线。
《邓稼先》对邓稼先遭遇核弹残片强辐射后致病、饱受病痛折磨离世的描写，充满可歌可泣的悲剧美学意蕴。
《钱学森》用可观篇幅表现了钱学森在二战后遭美国政府软禁、突破重重封锁桎梏矢志归国的历程，颇具悬念感和传奇色彩，陈坤、张雨绮等当时的一线偶像担纲主演，则为之增添了更市场化、亲民化的外观。
《激情的岁月》将核试验基地中一群青年科学家的生活与情感作为切入点，探索了严肃性大主题下的青春叙事可能。
《我和我的父辈》里的《诗》，顾名思义地赋予了“理科题材”以诗性的柔韧盛放，暴雨夜两代人对峙的极致绝望、星月夜兄妹放灯的极致浪漫、结尾处父母念诗的极致绵长，温柔和感伤中升华出的坚韧力量，促动人与宇宙融为一体，都是国产电影里罕见的工巧。
即便拿它们来与《奥本海默》对标，亦有不少潜在的相似。
以《横空出世》为例：
《奥本海默》有原作小说打底、有较成熟的文字蓝本供给改编和拍摄。《横空出世》同样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作支撑，主创团队多次亲临罗布泊核基地考察，广泛采访科学家、指战员等，足迹遍及当年生产核燃料、零部件的诸多保密工厂。
《奥本海默》翔实细致、现场感好、还原度高。《横空出世》同样用了整整60吨钢材，一比一复现了发射塔、修建了战壕工事，据说，由于片场太过真实，甚至一度让外国以为咱要重启核试验，上空的监测卫星都增加到十几颗。
《奥本海默》以政治交锋为主体。《横空出世》也没完全回避特定年代里可能发生过的误会：陆光达接受过家庭和出身的审查，甚至一度被认有“通敌”之嫌，冯石将军则远赴北京，以脑袋为搭档担保，保证了研究攻关的继续进行——这份肝胆相照的磊落，倒是与《奥本海默》中施特劳斯等政客对科学家的频繁掣肘，形成了云泥之别。
《奥本海默》最被肯定和嘉许的哲学意蕴——属于人的纠结、矛盾与内在挣扎，我们的作品也不是没有触及过。
《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相遇》里，为了保守自己所参与的原子弹这一国家机密，张译饰演的研究员主动切断了与女友的关系，失踪整整三年。电影无怨无悔地歌颂着奉献，却又始终在这三年的痛楚中闪回复述。最后一幕高潮是群众游行的段落，欢呼的人潮涌来，将研究员和女友吞没、隔开、越冲越远、直到彻底分离。
这固然是国家的荣誉、人民的意志、历史境遇的重任和嘱托，但这也是两个人被从此更改的一生、是命运的捉弄、是没有墓碑的爱情无疾而终，从画面到心绪，导演直面了神圣、无悔、勇毅、坦然，直面了个体承担的悲情，直面了委屈、遗憾、无奈和怅惘。
说完了“一样”，再来说说“不一样”。
也许，某种意义上，“不一样”更能显出价值，因为，讲中国故事，总该提供一些美国人讲不出的角度与内核。
集体主义和理想情怀：来自中国的“独擅胜场”
核武器研发故事，面对一个“元困境”：谁都知道，原子弹是物、是非生命体、是做不了主角的。故而，得找到“人”，将原子弹的故事，变成人的故事。但总归故事因原子弹而起、又以原子弹为目的，人也只能与原子弹相关，方能获得资格进入故事。然而，这又容易让人工具化、元件化、乏味化。
解决方案只能是，把关系变成双向度，把原子弹的故事和人的故事，整合成“人与原子弹之间的故事”：人造出了原子弹，原子弹反过头来，也检验了人、重塑了人。
由此形成一个内在系统：人和原子弹，在每个环节里一起互动和共振。
这就导出第一重区别，被选定和原子弹一起互动共振的，是一个神人、超人，还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奥本海默》的处理大家都看见了，周而复始地拆解一个人，用力极深地扎进和透视一个人。
但我们本土的那些，却广泛地、普遍地，散射到了许许多多人。
这与其说是编剧上的考虑，不如说，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决定的方向。正如邓稼先所说：中国的原子弹绝不是哪一个人能造出来的，绝对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如果奥本海默是在亲历了美国政坛、舆论、媒体的造神之后，再接受了灭神的反噬，那千千万万将青春与热血洒在西北戈壁上的中国老一代科技工作者，从告别家人到埋骨罗布泊，大约在踏上征途的那一刻，就主动隐没了姓名、暗淡了荣辱、放弃了一切“被封神”的资格与欲望。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第一时间赶赴爆心的防化兵（资料图/共产党员网）
他们更容易被荒疏和忽略，也就更迫切地应当被记录和言说。
很自然，将目光投向戮力同心、众志成城的广大无名英雄，绘制出一代人无计得失祸福的精神图层，这件事，功德无量。
这才让那些影视剧作里，固然有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的高瞻远瞩，有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的超群智慧，但更多的着墨，都在基层科研人员、基地建设者、工程兵部队、工人、无条件提供支持的当地群众们身上。
这些人或者不及奥本海默那样传奇，但他们筚路蓝缕的贴地前行，自有一种无招胜有招的震撼，效果就是，当他们来到镜头画面的中心位置，哪怕仅仅对真实细节做白描式还原，就能让激动人心的力量破屏而溢：
没有计算器和电脑，用算盘珠子推演高精公式；
没有机械化运输，用手提肩扛在沙漠中搬运设备；
生活条件恶劣，有人以树皮为食，有人徒步百里寻找湖泊，风餐露宿、喝盐碱水、蚊虫叮咬、误食毒野菜……
散射有横向的（人民群众），也有纵向的（下一代）：
《有个地方叫马兰》主线围绕工程兵家属，用“在核试验基地长大的孩子们”之回忆回访视角，铺叙了当年生活、玩耍、闯祸、犯错、学习的种种，他们既体验着同龄孩子难以想象的寂寞艰辛，又得以在最近距离亲历奇迹、与一段伟大事业共同成长，用整个少年时光去渐渐读懂和理解自己父辈的执着与忘我。
《我和我的父辈》里的《诗》也从父子关系展开：父亲像个传说或符咒悬浮于半空，带着深居简出、讳莫如深的背影，儿子很久都没明白你到底是干啥的，却又不知不觉地，复制黏贴了你的轨迹，“我爸爸和我以前的爸爸都死了”，这句哀伤的台词，却漫溢着对传承的暗示——接下了你的儿子，也接下了你的使命，所以赓续了死亡也输送了希望。
散射有跨越代际的，也有跨越性别的：
在《诗》这个似乎天然就由男性主宰的环境里，因为导演的女性身份，它突破了“父辈”原本单一的性别指向：“母亲”同样是“父辈”的一个决定支点。上一代里的男性很早就离开了，下一代里的男性默默目送和祝福着，他们更像是某种符号，而在更具体的地方，一寸寸推进着研究精度、终于奏出黄钟大吕的，也可以是女性。
第一重区别来自“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第二重区别来自：“一个人因为原子弹被迫经历了什么”还是“一群人为了原子弹甘于和敢于经历什么”。
《奥本海默》在具象层面揭露了美国的政治腐败和虚伪自大，揭露了罗织罪名、操弄权术、构陷迫害，在抽象层面讨论了人类怎样和自己释放的魔鬼共处。
结果就是，它很吝啬去给出一场完整的理想与成功，它是怀疑主义的。
1954年，奥本海默出席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听证会。（图/AP）
但我们的那些，却是百分百理想主义的，它始终和情怀、奉献、牺牲有关。我们的那些主角，几乎从没发生过奥本海默式的“灵魂拷问”——自我质疑“你赋予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这个世界却毫无准备”，也从没为“你不能作孽之后还要让人们同情你”而混沌惶惑，他们强劲，坚定、澄澈。
怀疑主义不一定是虚无，理想主义也不一定是粉饰。
因为理想，在那些时刻，真真切切地飘扬过。
这里有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因：《奥本海默》像一种希腊悲剧——电影自身也频频以“普罗米修斯”为修辞意象，充盈着西方文化里的原罪意识，和基督教思想里对“自我救赎”、“末日审判”的热衷。
中国的原子弹影视序列则更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古老神话传说：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传说朴拙、雄浑、厚重、苍凉而骄傲，豪迈的事业也必须和人格力量形成对等，由内而外地汲取泉源，后者才决定了前者所能到达的阶位和高度，所谓“仁者无敌”，此其谓也。
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立场、国情乃至国本所决定：价值尺度和立意不同，依据的时代背景和输送的时代情绪也不同，对原子弹本身的用途和定性，也不同。
最直白地说，我们研发原子弹，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它从头到尾都建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前提下，建立在对和平的呼唤中，一切参与者，都对党和国家有这份信任，也就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这份笃定。
知道自己的发明只是铠甲而不是魔鬼，知道铠甲不会被用于杀戮，知道不以欺负和霸凌他人为务，因而，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不会有一段彼此拆台的听证，也不会有一个“内心都还没自洽”的功勋。
做了那么多比较，只是想要说明，《奥本海默》作为当前世界电影最受关注的作品，确有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怎样在密集且漫长的时间线中避免流水账、加以更具匠心的取舍和裁选；怎样在内心戏和文戏里释放更多的戏剧张力……但在这个题材里，我们也不该忘记了本国的探索，和曾经的实绩。
它们和《奥本海默》间，体现的主要是“不同”，而非“优劣”，它们站位于不同的语境和诉求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背景，没必要“强行拉踩”，也更无须妄自菲薄。
我们该做的，只是取长补短、继续深耕，认真思考如何在未来更好、也更自信地讲述这些，让“中国的两弹一星传奇”，具备更多对世界发声的力量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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