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图源：pixabay

撰文| 李清晨

责编| 李珊珊

2023年，是心脏外科先驱驱勒内·赫罗尼莫·法瓦洛罗(René Gerónimo Favaloro，1923—2000)诞辰100周年。

38岁那年，法瓦洛罗从阿根廷赴美，成为一名大龄实习医生，5年后，他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利用大隐静脉的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彻底更新了人们对冠心病的认识，开辟了冠状动脉外科时代的新纪元。

然而，功成名就后，47岁那年，法瓦洛罗决定放弃美国医院开出的200万美元的年薪——考虑到70年代至2020年，美元通胀超4倍，这是个超过今天800万年薪的薪酬——回到了他的祖国阿根廷，那个正逢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国家。

辞职信中，法瓦洛罗写道：“如您所知，阿根廷没有真正的心血管外科医生。命运再次让我担负起艰巨的任务，我将献出我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在我们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一个胸心血管中心。”

他说：“您知道的唐·吉诃德那个西班牙人吗？如果我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而选择了一条相对容易的路，我的余生都会活在灵魂拷问里……”

然而，回到了阿根廷的法瓦洛罗却几乎成了另一个堂吉柯德。在他所深爱的，那个经济环境风雨飘摇的祖国，这位燃烧着理想主义热血的外科医生需要面对的是比风车更变幻莫测的经济规律和深不见底的幽暗人性——经常，当他以“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付不起钱而无法看病”为目标，建立基金，拼命筹钱希望救助更多国民时，他的同行、同胞们却仍在抓住一切机会在病人身上谋利……

77岁，回国第30年，法瓦洛罗选择了放弃，他用一把左轮手枪击穿了自己的心脏。遗书中，他写道:“我经历了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做一个乞讨者，我够了。”此时，他的基金已经负债7500万美元，医疗机构不能正常运转，甚至也没有经费参加学术活动，他几次求助于政府均未获回应。

法瓦洛罗死后，阿根廷为他降了半旗，总统特意发文表示“他的去世是阿根廷的一大损失”。美国著名的心脏外科前辈丹顿·阿瑟·库利深情地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医生，尽管他自己拒绝‘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阿根廷人民失去了一位爱国的赤子，一位天才的外科医生，一位悲悯的英雄。”

笔者曾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心脏外科历史方面的文献，在这个现代外科领域里最后一个成熟的专业里，可谓名医辈出，然而，即便如此，在我看来，法瓦洛罗的传奇故事，也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页，这一页，即使列于早期群星闪耀的心脏外科大师的传奇之中，也毫无愧色。

下文即为纪念这位传奇般的天才医生、爱国者、悲剧英雄。

命运使我成了一名乡村医生

1923年7月14日，法瓦洛罗出生在阿根廷拉普拉塔的一个普通家庭，那一年医学界刚刚尝试二尖瓣切开的手术，心脏外科正处在茫然的探索之中，我们不难想象，在跳动的心脏上开刀风险该有多大。

1949 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克拉伦斯·克拉佛德(Clarence Crafoord，1899—1984)教授应首席教授何塞·玛丽亚·梅内蒂(Jose’ María Mainetti)的邀请，来法瓦洛罗所在的医院进行肺切除和主动脉缩窄修复的手术，法瓦洛罗很幸运地作为助手参加了那些手术。

当时，人类已经建立了第一批血库，心脏造影术已经被发明，蓝婴手术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心脏外科的曙光，心脏外科专业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法瓦洛罗也在参与了辅助克拉佛德的手术之后，对心脏外科产生了兴趣。

克拉佛德早在1944年就因世界首例成功地修复主动脉缩窄而在业内成名，在胸心外科领域颇多建树，直到多年以后已经在心外科领域声名鹊起的法瓦洛罗还记得克拉佛德的风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法瓦洛罗还当面向克拉佛德提起这件往事，只是当时的克拉佛德不大可能对一位还不起眼的异国小同行有太深刻的印象。

成绩优异的法瓦洛罗原打算留在大学医院里从事胸外科的工作，但当时阿根廷的执政者是庇隆，他在1946年后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集权措施，包括掌握部分医生的前途命运以压制反对者。如果法瓦洛罗想要在大医院进行胸外科的学习，就必须签字效忠庇隆正义党。

法瓦洛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边的不认可庇隆行径的同行被迫离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不签字。后来提及此事时，他说:“命运使我在1950年5月潘帕斯草原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成了一名乡村医生。”

他在潘帕斯建立了一个诊所，两年后，他的兄弟胡安·何塞(Juan José)从医学院毕业，成了他的重要帮手。他们兄弟二人一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从无到有地建立了手术室、化验室，并购置了当时最好的X光设备......实在无法想象这两兄弟是如何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度过繁忙的12年的。诊疗活动之余，法瓦洛罗还大力对当地民众进行健康教育，普及产前检查，培训接生婆，普及基本卫生保健常识。当时的拉丁美洲医疗条件比较落后，仅小儿腹泻的死亡率就高达20%左右。通过他们两兄弟的努力，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民众的健康水平。

38岁，他重新做回了实习医生

当然，即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医生，法瓦洛罗也一直与医学界保持着联系，定期去外地游学，阅读最重要的医学期刊，因此对医学领域的进步情况了如指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心血管外科早期风起云涌的进步令他激动不已，心肺机的发明已经可以让外科医生在心脏停跳的时候进行精细的操作，到了1960年，尽管诊所的工作在逐渐步入正轨，但他还是决定远赴美国进行胸心血管外科的学习和训练。

1962年，他将诊所交由兄弟打理，经由梅内蒂教授的介绍和引荐，法瓦洛罗携妻子玛利亚·安东尼娅·德尔加多(María Antonia Delgado) 一起前往美国克利夫兰。

当时克利夫兰医院的唐纳德·埃弗勒(Donald Effler，1915—2004)已经开始应用将乳内动脉移植入心肌隧道以改善心肌血运的手术（可视为心脏搭桥手术的雏形），并用冠状动脉造影术（由克利夫兰医院的弗兰克·梅森·曾根所发明）对病人进行术后评价，报道了良好的效果。

法瓦洛罗见到埃弗勒以后，用蹩脚的英语勉强说明了来意，埃弗勒表示，没有取得在美国的行医资格——主要是通过考试拿到外国医学教育委员会的证书(certificate of the Educational Council of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ECFMG)，他就只能参观学习，没有收入。

但仅仅两周过后，法瓦洛罗就获得了参与手术的机会，他的技术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认可，毕竟他在来美国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上万次手术的经验——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到他去美国之前，他的诊所就已经保存了11000多份手术记录。

为了表达自己学习的诚意，38岁“高龄”的法瓦洛罗放下老医生的身价，像一个实习学生一样承担了手术室里的全部杂活，插尿管、推病人、清洗心肺机等医疗器械。在当时，他们的手术室里一天最多只能安排一次心脏手术，因为仅仅清洗心肺机等准备工作，就得消耗 2个多小时。晚上他还要积极学习语言，同时准备 ECFMG 的考试。

仅仅半年以后，法瓦洛罗就拿到了在美国的行医资格。为了方便学习，法瓦洛罗在医院附近租住了公寓，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到造影室跟梅森学习造影和读片，他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诊断技术。

梅森办公室的门大部分时间都是敞开的，他总是愿意与他的同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习者交流观点。很快，法瓦洛罗就在日见精进的工作中与埃弗勒和梅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63年，法瓦洛罗成为初级专科医生；1964年，成为高年资住院医师；1966年，他已经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胸心血管外科的正式工作人员。那些年，正是心脏外科学科初创的激情岁月，少壮派外科医生是这个领域里的急先锋，大家都像电力充足的铁人一样玩命工作，法瓦洛罗去手术室时，内心总是同时怀着恐惧和挑战的复杂情绪。

心脏搭桥手术台上，高光时刻开始了

心肌血运重建技术正是在这些年逐渐由间接途径进步到直接途径，1967年5月法瓦洛罗成功地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利用大隐静脉的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并确立了正中开胸、血管端侧吻合等技术细节。

8天后梅森对病人进行了造影复查，结果右冠状动脉已完全重建，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高兴极了。

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他们只有3间供心外科使用的手术间，很多病人需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接受手术，有些病重的就干脆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里。有一回法瓦洛罗在早上7点刚刚到医院，就有住院医生说，那家酒店里有一个病人可能要不行了。法瓦洛罗迅速赶了过去，破天荒地带领团队对这位病人执行了急诊的造影检查，确认了是急性心肌梗死后，果断急诊开胸做了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手术，结果病人因此获救，心肌大部分得到了保留，类似的病人在此前根本不可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抢救。

1970年，第6届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法瓦洛罗应邀参加一个关于冠状动脉手术专门讨论，由于会场太小，而想听会的人太多，有些医生甚至就直接坐在了会场中间的通道上，还有没地方可坐的就站在会场两边，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侧门居然被外面的医生给挤塌了。

法瓦洛罗的学术报告征服了在场的多数学者和医生，他们开始相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可以预防冠心病病人的心源性猝死并延长其寿命。

当法瓦洛罗在演讲中提到，“到1970年6月，我们已经进行了1086次心脏搭桥手术，总死亡率4.2%。”有一位叫查理·弗里德伯格(Charlie Friedberg)的医生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此低的死亡率”是难以置信的。

法瓦洛罗大笑三声后说道:“我欢迎你们任何想要去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人检查我们的病案和原始数据。”后来，一些医生确实在返回祖国的途中拜访了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在实地考察学习之后，他们彻底服了。

那次世界心脏病学大会的主场会议结束之后，英国外科医生唐纳德·罗斯(Donald Ross)邀请法瓦洛罗在伦敦国家心脏医院进行一些示教手术。法瓦洛罗欣然前往，手术创新之外，法瓦洛罗也不吝向其他同行传道授业。这英国第一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就是在唐纳德·罗斯的帮助下完成的，欧洲多位杰出的心血管外科专家都观摩了这次手术。这次会议让法瓦洛罗一战成名，也为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打开了大门，冠状动脉外科时代的新纪元正式开启了。

法瓦洛罗和梅森等人在这一时期的贡献，彻底更新了人们对冠心病的认识，10多年以后介入心脏病学的出现，其实正是由梅森发明的冠状动脉造影技术上的延续，从此之后，拉开了心脏外科与心脏内科之间在心脏血运重建领域里长达30多年的激烈竞争，这恐怕是当年这对好朋友所始料未及的事。

“他对祖国的热爱，使我们美国损失了一位最好的外科医生”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法瓦洛罗将在美国继续开展相关研究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做出了返回祖国的决定，他认为回拉丁美洲乃自己的职责所在。

1970年10月的一天下午，法瓦洛罗给埃弗勒写了辞职信，含泪封缄了信封，然后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信中写道:

如您所知，阿根廷没有真正的心血管外科医生。命运再次让我担负起艰巨的任务，我将献出我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在我们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一个胸心血管中心。
相信我，如果我能在未来几年看到新一代的阿根廷医生在全国各地的不同中心工作，能够以高质量医学知识和技能解决人民的疾苦，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伙。
我当然知道这一选择将要面对的所有困难，因为我之前已经在阿根廷工作过了。47岁的年纪，合乎逻辑和现实的选择是未来留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很清楚我走的将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您知道的唐·吉诃德那个西班牙人吗？如果我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而选择了一条相对容易的路，我的余生都会活在灵魂拷问里......

法瓦洛罗是一个内心强大杀伐决断的外科医生，但在灵魂深处，他是一个极为敏感多情的男人，临别前的最后几个月，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试图说服他留下，尤其是梅森，一直苦苦挽留，他认为法瓦洛罗的离开就是对共同事业和兄弟情谊的破坏，只有疯子才会做这样的决定。法瓦洛罗不忍伤了梅森的心，最后对他说:“如果你实在舍不得我，那你跟我一道回阿根廷。”据说，梅森还真的认真地考虑过去阿根廷。

为了避免离别时说再见的难过，法瓦洛罗在1971年的春天就放出风去，说自己将在7月回国，但6月中旬他就借着去波士顿讲座的一次机会与妻子玛利亚一道回国了。

美国著名心外科先驱德怀特·埃默里·哈肯(Dwight Emary Harken，1910—1993)医生在得知法瓦洛罗已离开美国时曾不无惋惜地说:“他对祖国的热爱，使美国损失了一位最好的外科医生——他是整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之一。”

多情的法瓦洛罗也始终觉得自己永远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一员，在他正式回国执业以后，也还多次返回造访，尤其是在1985年梅森因肺癌而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法瓦洛罗还赶回去与这位一生的挚友见了最后一面。

1971年他回到阿根廷进入一家私立医院，最终将其建设成为南美的医疗重镇和教学、研究中心，他投入全部积蓄成立了法瓦洛罗基金，以救助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

他的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付不起钱而无法看病。他之所以会如此关注穷人的医疗问题，可能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他的叔叔是一位家庭医生，法瓦洛罗中学时期在放暑假时会同这位长辈待上几个星期，当时有很多病人都是穷苦人，叔叔不辞劳苦地为这些病人服务，这样的职业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做手术治病救人和进行医学研究之外，法瓦洛罗更是热衷于教学，他希望自己作为一名教师而不是外科医生被后人记住，他认为自己一生的主要贡献都在教学领域，年轻人的进步成长就是对他最大的褒扬和慰藉。在法瓦洛罗给埃弗勒留下那封辞职信27年之后，他在一篇回顾本专业重大进展的文章中写道:“我认为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今我们的医疗中心已培养了350多名研究生，他们已遍布拉丁美洲，成为当地的医疗骨干。”

1997 年他在一篇自述中提到:

我们的社会变成向钱看了，权力金钱和享乐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医学界也跟着受了影响，大部分医生的工作非常出色，但很多人为物欲所累。有时候当我参加学术争论时，我搞不清楚有些人是在为医学上的真理而争论，还是在捍卫自己的钱包或者维护自己所在的公司，说这些话我很难过，但这是真的。......有些事比钱更重要，我为许多付不起钱的人做过手术，我不过是在手术室里浪费了一点时间，并没有直接从钱包里掏出一分钱，这种事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在医学界我们应该竞争的是如何去帮助别人，而不是看谁赚的钱多......他曾发明过一种方便暴露和解剖乳内动脉的开胸拉钩，但他并未申请专利以谋利，有家医疗器械公司将这一拉钩以2000美元一个的价格销售了50万套。

看到这里，大家似乎就能理解法瓦洛罗为什么会在那封辞职信里自比唐·吉诃德，他要对抗的世界，是远比唐·吉诃德要面对的风车更变幻莫测的经济规律和深不见底的幽暗人性，法瓦洛罗拼了命似的每天上台做手术，到处化缘筹措基金，可本国的病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慕名而来的病人如潮水般涌来，很多人根本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更有许多同行趁机在病人身上谋利，这样的内外交困，很快让法瓦洛罗基金负债累累。

2000年7月29日，77岁的法瓦洛罗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的突然离世，震惊了世界。当天，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在一项总统文告中说:“法瓦洛罗热爱祖国，放弃了在美国专业发展的机会和财产回到祖国，用他卓越的专业技术和才智为自己的人民服务，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科学研究和心脏病病人。他的去世是阿根廷的一大损失。”美国著名的心脏外科前辈丹顿·阿瑟·库利深情地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医生，尽管他自己拒绝‘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阿根廷人民失去了一位爱国的赤子，一位天才的外科医生，一位悲悯的英雄。”

最传奇的进修医生与他风雨飘摇的祖国

阿根廷，这个法瓦洛罗深爱着的祖国，甚至用全国降半旗的高规格来哀悼这位杰出的心脏病专家的去世。

警方在他自杀的洗澡间找到了一把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法瓦洛罗，这位通过心脏手术救人无数的外科医生，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居然是用手枪击穿了自己的心脏。

他在留给侄子的遗书中写道:“我经历了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做一个乞讨者，我够了。”此时他的基金已经负债7500万美元，医疗机构不能正常运转，甚至也没有经费参加学术活动，他几次求助政府均未获回应。

雪上加霜的是，亲如手足多年合作的弟弟胡安·何塞也恰在此时因车祸而受了重伤，相爱多年的结发妻子玛利亚也因病去世……在扣动扳机之前的那一瞬间，他想必已经彻底心碎了。

哀莫大于心死，拜庇隆正义党所赐，此时的阿根廷经济已经从一个富得流油的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世界近代史上唯一一个由发达国家跌回发展中国家的例子。

一个燃烧着理想主义热血的外科医生，偏偏活在一个处处与理想主义相悖的国家和时代，也许他是故意以这种激烈的死亡方式唤醒祖国对这项事业的正视，然而，螳臂当车的勇气，挽救不了这个国家的颓势。

毕竟，一项医疗技术的发展深受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制约。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是一项复杂昂贵的医疗技术，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人力、物力的投入，既然整个手术系统的诞生和发展，都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为背景，那么这个手术系统的成本，从宏观上说，就是欧美发达国家中普通个体生命的价格。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命无价，可以是哲学的思考，可以是伦理的考量，也可以是诗意的咏叹，但独独不能是现实世界里拯救一个生命的成本，因为这个成本，从来都是有价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承担得起。

法瓦洛罗希望将这个生长于欧美的医疗程序引入他那个经济环境风雨飘摇的祖国，可是当他希望专门将这个技术服务于穷苦的病人，并且由政府支付医疗费用，这是超现实主义的做法。由此而产生的困境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单靠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愿望并不能克服。对阿根廷政府来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法瓦洛罗悲剧式的陨落与阿根廷的戏剧化的国运，都应成为中国人思考医疗问题的借鉴。医疗问题从来都不纯粹是一个科学问题，如宗教、历史、习俗，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非科学因素，还将继续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医疗体系的发展。

据统计，法瓦洛罗在69岁前，共做了13900次“搭桥”手术，所以，如果他拒绝“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的话，其他同行也确实无法僭越这一殊荣了。2010年也即法瓦洛罗去世后的第十年，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例心脏外科手术，其中70%以上是冠心病的外科治疗，受益于冠状动脉外科手术的人，当以千万计，仅以中国为例，年搭桥手术量超过1000例的医疗中心就已达到7家......

饶是如此，法瓦洛罗似乎仍难以含笑九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仍有许许多多的人会因为贫穷而失去手术治疗机会。

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了他做过12年乡村医生的地方，这个一生思虑周全的人，连自己的墓志铭都已提前在遗嘱中写好:

不必谈论我的软弱或勇气，外科医生向死而生，死神之于外科本就如影相伴，而今我与他携手同行。

为了永远地纪念这位伟大的医生，如今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王牌学科胸心血管外科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以法瓦洛罗之名命名的国际进修医师奖(René G. Favaloro, MD. Intenational Fellow Award)，用以表彰和鼓励表现优异的外国进修医生。他的人道精神和传奇事迹必将被很多人传颂。

（本文部分内容源于《心外传奇》（典藏版）第8章，2022年出版，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