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西方新自由主义哲学的基本逻辑出发，“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不可能的，不可行的，而且人类文明面临的总体危机，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发展带来了另一种可能。 9月16日，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观察者网联合主办、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和《东方学刊》共同协办、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支持的2023思想者论坛在上海举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从哲学角度，阐释了“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基因。在他看来，中华文明将托底人类未来，走出新自由主义的“工业化陷阱”和人类文明的危机前景。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参加思想者论坛
文扬：
“一带一路”十周年了，我觉得可以讲点哲学问题了。几年前讲，条件不成熟，现在十年了，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还会继续下去，就需要我们从哲学层面理解这个倡议了。
“一带一路”提出后，很多人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来和它对标，其实到现在为止，“一带一路”的规模远远超出马歇尔计划。福山在最近的文章中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雄心勃勃的一个全球化计划。
如果要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找一个对标物，罗思义研究员说要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讲起，我觉得还不是，还要更早。
斯宾格勒在20世纪初期对未来世界有一个深刻的预判，他认为工业化进程存在一个陷阱，西方通过工业化实现了垄断，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西方犯下了决定性的错误，“著名的‘工业疏散’开始了”。
当时的工业疏散当然不是像“一带一路”这样由国家推动，为了让整个世界共享发展，而是由资本家的逐利本性所驱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相把自己的技术秘密、程序、方法、工程师都疏散出去，单纯是为了降低成本、扩大利润。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被剥削的世界开始对其主人进行报复。有色人——他们同样熟练地和更加知足地工作——用无数双手动摇白人经济组织的基础。”
大家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也走上西方“工业疏散”的道路，那么，中国很快也会掉入这个陷阱，中国的企业、技术、人员疏散到了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区，最终也会反过来遭到报复，丧失掉本国经济组织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陷阱呢？我最近看到一个流传很广的视频，是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一个演讲。最早是列奥·施特劳斯曾经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里指出了西方哲学的危机，后来没有人再详细说。萨克斯则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讲述了整个转向的过程，他从马基亚维利开始说起，经过霍布斯、曼德维尔、洛克，到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达尔文，再到安·兰德，形成了一个思潮。
在这个大转向出现之前，古代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普遍是为政以德，政治和道德两者不可分。萨克斯也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和道德是一回事，但后来马基亚维利把这两者分开了，自此之后道德不再与“众人之事”相关，一直发展到到安·兰德的《自私的美德》，贪婪也成了正当，竞争可以不择手段，毕竟利润高于一切。
伴随这个哲学大转向，资本主义在创造出无穷的财富的同时，也一直在酝酿着重大的危机，如果人类社会还是在这样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发展，危机的总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本来这似乎是个死结了，因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席卷全球，这意味着原本只在西方文明中发生的哲学大转向，席卷了所有其他主要文明，已经是无死角的扩散，导致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变。
顺便说一句。我最近有一个观点，只要被新自由主义洗过的，都很难摆脱它，包括今天的中国。所以我认为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要研究“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中华文明能不能驾驭新自由主义，使它变得不这么疯狂、这么有害？这是一个重大课题。
那么，由新自由主义革命所推动的人类文明的巨变将是什么结果呢？会不会也陷入与西方文明同样的危机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今年6月在深圳有一个演讲，题目叫“跨文明与跨主体性的可能条件”，涉及一些纯粹的哲学讨论，我觉得非常深刻。跨主体性的概念是他与一位法国哲学家共同定义的，意思是让每一个文明的最好性质同时也成为所有文明的普遍性质，由此催生“跨文明乘法”。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未来愿景的设计，但他认为这恰恰要求文明演化的“返祖”，再次回到文明的本源。这个思想对我很有启发。
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之一可以说就是多次回归本源。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写过《轴心时代》，讲述人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个概念。他说的轴心时代大约是在中国的先秦时期，但实际上中国在轴心时代之前、即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今天中华文化某些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赵汀阳所总结的天下精神、易经思维、历史视域等。到了先秦孔子时代，与古印度、古希腊、古以色列的轴心时代大约同时期，又出现一次轴心时代，但我觉得到了唐宋、明清时期，中华文明也都出现了类似于轴心时代的精神升华。
所以，研究中华文明应该把它看作是多轴心时代、多本源的一个文明。面对今天由于西方哲学主导世界体系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认为中华文明将托底人类未来，也就是说针对西方哲学的大转向、针对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各主要文明的席卷，现在还没有其他文明能够逆转这个趋势，但中华文明有这个可能。
其实从马基亚维利一直发展到安·兰德，他们提出的某些思想，如果和我们先秦古贤的哲学思想一一对应的话，你会发现一点也不新鲜。春秋时期的管子、荀子就已经提出了和霍布斯完全一样的关于人类本性的基本假设，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提出了人性之恶、人性趋利避害的基本特性后，得出的解决方案和西方哲学完全不一样，而这恰恰就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同样承认人性是恶的、是逐利的、是贪婪的，但中华古贤当时提出一整套可以将此变成不会危害全社会的东西，比如管子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比如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回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成哲学的逆袭、文明的再出发。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类似的全球化计划是基于共存理念并强调共同享有的。“一带一路”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我们相当于是以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践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的哲学、新的文明。
道德要回归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已经有过很多讲话，很多政策文件都说到这个问题，都强调合作重于竞争、公利大于私利、整体先于局部。
伯纳德·曼德维尔1732年的《蜜蜂的寓言》很早就描绘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私人恶德即是公共利益。在他看来，如果蜂巢里的蜜蜂不那么具有攻击性、不那么贪婪，整个蜂巢就会死掉，所以一定要更强大才能活。但这种逻辑只是在蜂巢之间的竞争中才是成立的，如果全世界都遵循这一逻辑，天下是要崩溃的。
实际上，无论是马基雅维利眼中的中世纪意大利城邦，还是曼德维尔用来比附的蜜蜂蜂巢，还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说的一国，都是个体化的人类组织，而不是包括全体的天下。而与之恰成对照，中华传统中最重要的哲学家，无一不是“以天下观天下”，从根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用他的定义，就是人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人类一定是全体的，不是个别的，第一次是意识到自己是什么，并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所以，赵汀阳论证并提出了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一个哲学命题——“共存先于存在”。
“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开始就是以共存的形式来推出的，而不是以单独的、“我的”利益存在推出的，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就是我说的“一带一路”的哲学基础和文明内涵，而“一带一路学”的理论框架，也应该先从哲学基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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