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山头、搞公关，违背了100多年前设立医药代表的初衷”

时事新闻2023-08-27 12:40:57无忧百科

2013年，英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因行贿受贿案被查，翌年被开出高达30亿元的中国医药反腐史上最大罚单。

10年后，全国180余名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等管理人员落马的消息传至街头巷尾，被称为“史上最强”医药反腐风暴。

中国医药反腐翻开新篇章，“医药代表”这一职业再度掀起公众讨论。

社交媒体截图

医药代表最早出现于100多年前的欧洲，由跨国药企于上世纪80年代带入中国。按照最初的设计，医药代表旨在帮助医生合理用药，制定最佳的诊疗方案，以及帮助公司筹备一些学术会议和培训，协助医生掌握一些前沿的医疗资讯。有媒体报道称，高峰时全国有超过300万医药代表从业者。

然而，不知何时开始，医药代表成了一部分人眼中的“灰色职业”，屡屡与“拜山头”、“搞公关”一起见诸报端。与此同时，药企“甩锅”给药代的说法在此次反腐风波中甚嚣尘上，据称“有医药企业强制要求医药代表签署免责说明书，如果被调查，一切刑责与公司无关”。

医药代表真是药企的“背锅侠”吗？是否该为他们“正名”？调查组有哪些手段来发现和查实这些违规腐败行为？大数据能起到多大作用？西方国家的医药反腐情况如何……近日，观察者网采访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前世界银行廉政局调查员邱玮鑫，请他从长期接触医药行业的法律人士角度，由浅入深地解读我国医药反腐历程。

他首先明确的是，有些事情，并不是企业说想要“弃车保帅”就能做到的，监管部门、公安部门和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评判，药代也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做“背锅侠”。有了检举奖励规定，很多药代还可能主动披露和检举。

邱玮鑫表示，“绝大部分我所知道的医生或者院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能够通过这次反腐败进一步改善医药行业的整体环境，鼓励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自主创新，让那些真正技术好、操守好的企业崛起，在医疗卫生机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医保基金等各个环节形成良性循环，那将对老百姓看病带来积极的影响。”

以下为采访文字实录：

【采访/观察者网童黎】

观察者网：很多医院诊室门口写着“医药代表禁入”，那么医药代表与医院接触的正常流程是什么样的？但是可能会出现哪些违规操作？

社交媒体截图

邱玮鑫：医药代表最先出现于100多年前的欧洲，在医生对新药了解比较少的情况下，一些医药公司就派专业人员去指导医生用药。所以我认为，“医药代表”的初衷是非常好的，旨在帮助医生合理用药，制定最佳的诊疗方案，以及帮助公司筹备一些学术会议和培训，协助医生掌握一些前沿的医疗资讯。2015年，中国也已经把“医药代表”正式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但是群体庞大以后，“医药代表”之间开始变得良莠不齐，不光是咱们中国，很多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大概2000年开始，国内的药品招标制度把非处方药和处方药进行分类管理，客观上扩大了医院和医生的决定权。这使得一些医药代表更倾向于通过“短平快”的方式去开展工作，直接点就是拜山头，搞公关，进行各种各样的贿赂，违背了设立“医药代表”这个岗位的初衷。当然了，行业竞争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二十年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020年，国家发布了《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国对医药代表的管理进入相对正式和规范的阶段。虽然没有非常明确地规定医药代表的工作流程，但是有明确禁止跨越的红线，比如医药代表不能够未经备案开展学术推广活动，不能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不能参与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类处方数量，也不能对医院内部个人直接提供捐赠或者赞助，不能误导医生使用药品或者夸大药效等等。医疗器械领域也有类似的原则。

而通常来讲，医药代表与医生接触一定要到医院做备案，得到医院的同意。从合规角度来说，最重要就是所有事情要透明、规范，要摆在台面上说。医院并不是不允许医药代表去做推广，也不是不允许赞助学术会议，但都要在真实、合理的前提下进行，所有的议程、资金往来和参会人员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书面备案。

观察者网：目前医药领域有哪些典型的腐败现象？产生原因是什么？此次医药反腐风暴又有何特殊之处？

邱玮鑫：医药行业的典型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采购、使用和管理环节，最常见的就是给医务人员的红包和回扣，还有以进修、参观、学术会议等名义给医务人员个人提供比较奢侈的旅行、餐饮等费用，以及通过公益捐赠等名义私下进行利益交换，这是长期存在的典型腐败现象。

图自视觉中国

根据我的观察，这次反腐风暴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国家很明确地提出要对医药行业的全流程进行更强的监管。国家卫健委已经表态，此次整治涵盖了医药行业生产、流通、销售、使用、报销的全链条，以及医药领域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学（协）会、医疗卫生机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医保基金等全领域，实现医药领域全覆盖。

也就是说，除了采购、使用和管理环节的腐败问题，此次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覆盖到了研发和生产阶段。我认为这与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有关，比如说国家现在非常鼓励高校和研究院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商业转化，这本身是非常前端的环节，但是因为大学老师和研究院研究员带有公立性质，再加上投资基金或第三方药企的加入，那也有可能滋生一些腐败问题。

所以医药行业腐败滋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咱们医生的收入可能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很多一线医生又非常辛苦，既有临床压力，又有科研压力。在各方面压力和薪酬不是那么匹配的情况下，小部分医生可能会难以抵抗诱惑。

其次，从医药或者医疗器械企业的角度，它们可能原本希望通过专业和学术的方式开展工作，但是因为各方面的特殊原因，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使得某些企业选择“剑走偏锋”。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绝大部分我所知道的医生或者院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即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们依然能够秉持自己的理念和原则，所以我觉得腐败问题可能更多还是跟个人有关系。

观察者网：此次医药反腐行动中，调查组有哪些手段来发现、确认、证实这些违规腐败行为？大数据能起到多大作用？

邱玮鑫：其实查实腐败的方式无非几种，在中国、美国或者一些欧洲国家差异不大，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检举，这次也有一些检举奖励办法。收到信息后，公安部门或者其他监管部门可能会突击或者提前通知到现场调查，要求企业、医院和个人提供相关文件和资料，同时与关键人员进行访谈。这与20年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是可能文件和资料的载体不同，关键人物不同，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同。

在理论上，根据大数据调查腐败行为是可行的，比如转账会留下记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很难的。

首先，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腐败行为一般不会使用留有记录的给付方式，或者在明面上看，刚刚提到的学术会议、赞助等资金往来可能都是正常的，我们很难从数据本身去看出问题来。其次，目前数据并没有那么方便流通，我们有《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这方面的法律法规，那么谁有职权去获得这部分大数据，以及从哪些部门收集这部分大数据，现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所以，想要更好地根据大数据来调查腐败行为，还有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和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

观察者网：那么医药代表在职期间的违规行为，是药企的责任还是药代个人的责任？行贿方和受贿方所受到的法律惩罚力度有何不同之处吗？

邱玮鑫：整体而言，无论是药企还是药代个人，法律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依据《药品管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向医师或医疗机构提供不正当利益的商业贿赂行为，会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更严重的就是刑事责任，对于行贿对象不同，《刑法》也有不同规定。

至于医药企业跟医药代理个人之间的责任划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具体分析。我们在调查或者说进行法律评估的时候，如果是药代的个人行为，那一般会视作个人犯罪，与企业无关；如果企业中层或者高层是知情甚至是推动的，那就是单位犯罪，医药企业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具体来说，第一，我们要看这是药代的个人行为，还是企业里的普遍行为；第二，药企高层是否知晓、甚至鼓励这件事情；第三，药企内部有没有完善的合规制度来预防腐败行为，它是浮于纸面，还是很好地执行了，这几个因素都要考虑到。

我注意到，7月25日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对行贿增加了新条款，明确提出在医疗领域要从重处罚。在以前的《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对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相对偏强，所以这次要加大对行贿方的处罚力度。

观察者网：有媒体报道称，有医药企业强制要求医药代表签署免责说明书，如果被调查，一切刑责与公司无关。关于医药代表是否药企的“背锅侠”，您有何评价？医药代表常被认为是灰色职业，是否有需要“正名”之处？

邱玮鑫：关于“药企让药代签署免责协议，让药代个人担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但即便真有，这份协议也是不作数的。在腐败行为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药企不能够借这份协议来撇清法律责任。而且按照我的经验，企业在实践过程中很难做到。

第一，并不是企业说想要“弃车保帅”就能“弃车”的，监管部门、公安部门和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评判。第二，世界各国的反腐调查很多都是靠内部检举启动的，甚至竞争对手检举，如果药企真的采用甩锅的方式，我相信药代也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做“背锅侠”，手头肯定有最一线、最扎实的证据来证明药企知晓和鼓励这件事情。而且有了检举奖励规定，很多药代还可能主动披露和检举事件。

至于医药代表是否需要“正名”？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样，医药代表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理论上应该是非常崇高和专业的，是以学术为导向的。

过去二十多年，受各方面因素影响，部分医药代表可能会有一些不合规行为，导致大众对整个行业或者职业产生了负面看法。我也希望通过这么一次大反腐，能够给合规的医药代表“正名”，能够恢复这个职业设计之初的专业性和学术性。

观察者网：与其他行业的反腐相比，医药反腐的严厉程度有何不同？考虑到医疗资源的宝贵，对医务人员的反腐行动会不会稍微温柔一点？

邱玮鑫：国家从20多年前就开始注重医药反腐，最近几年几乎是“年年反”，相对来说会比其他行业的力度更大。不过，但凡涉及到利益比较庞大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出现腐败，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不同行业反腐的法律依据和手段并没有太大区别，该查处就查处，与职业无关。

同时从客观情况来说，目前反腐败的主要对象可能还是以科室主任、副院长或者院长这样的级别为主，好像并没有太多涉及到普通一线医生。

网传落马名单（截至7月25日）

但是同样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普通的一线医生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好的，手中没有对应的权力的话，他们其实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滋生腐败行为的环境。我觉得，这也是国家反复强调针对“关键少数”开展集中整治工作的原因，而不是一竿子打死所有人。

观察者网：近期医药反腐升级以来，您作为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有什么明显感受？医院、药企和药代有何反应？

邱玮鑫：我最近明显感受到，医院和药企对合规问题的关注度高了非常多。很多学术会议都延后了，赞助也都暂停了，很多药企来咨询如何加强合规体系的执行。还有部分药企接触我们，想要在内部开展合规调查，咨询如何把问题最小化，如何降低面临法律处罚的风险等等。

但还是那句话，合规制度并不是很新的东西，医药领域的反腐败合规在2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而且2013年英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的商业贿赂事件等大案对国内医药反腐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使得医疗机构和药企从十多年前就很注意搭建合规体系。

不过，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尽管大部分药企和医院都制定了比较好的合规体系，但不同地方、不同企业、不同高管在落地实施上却天差地别，这次也是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举个例子，我在GSK的一些朋友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因为他们经历了10年前的事情，之后就非常注意反腐败和合规问题。所以，向来切实执行合规制度的企业就会觉得，医药反腐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既能证明他们做得对，也有利于他们未来开展工作。

反之，执行得不是很好的企业可能就要担心被倒查，担心未来面临的法律责任。所以各方面都有联系到我们，身处不同处境与职位的人，心境不同，咨询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

不过简而言之，药企合规体系的重点在于真实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说，无论是推广、销售还是招投标，一定要是真实的事情，支付的讲课费等资金必须是合理的。在真实、合理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的监督和审核也将有利于保证企业合规运营。最重要的，是合规体系的执行和落实。

观察者网：能否介绍一下西方国家的医药反腐情况？

邱玮鑫：根据我个人的直观感受，西方国家对医药腐败的监管强度可能会更大一点。首先是因为他们设计合规体系的历史更久，其次他们有一个举报人制度，我们也有所借鉴。比如奥巴马时代的《医生收入阳光法案》和《反回扣法》，再比如美国证监会有个“吹哨人计划”，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制定《反海外腐败法》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么一个角色，并在2010年推而广之。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检举奖励制度，会根据你所提供的证据等等给你提供案件处罚金10% - 30%的奖励，这对监督企业的不合规行为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我刚刚提到的GSK商业贿赂事件，最早也是美国证监会收到了一些举报信息，知道他们在中国贿赂医生才渐渐扒出来的。

当然，咱们中国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就是大部分医院是公立，美国或欧洲有很多私立医院或医疗集团派遣的医生，性质上还是有蛮大差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观察者网：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关于医药反腐的谣言，我们应该如何防止医务人员因此被污名化，防止激化医患矛盾，而是让大众看到医疗反腐的好处？

邱玮鑫：关于网络上所谓的负面讨论，据我所知，医院现在并没有出现老百姓一下子看不到病的情况。而对某些企业来说，以前不合规模式是没法操作了，但是对整个医药行业来说，这正是“驱逐劣币”的好机会。

如果能够通过这次反腐败进一步改善医药行业的整体环境，鼓励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自主创新，让那些真正技术好、操守好的企业崛起，在医疗卫生机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医保基金等各个环节形成良性循环，那将对老百姓看病带来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