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新传高级理论及其用法总结!

时事新闻2023-09-26 08:33:58无忧百科

10个新传高级理论及其用法总结!


◼️ 写题的本质其实就是“观点写作”,即在面对问题、发生的情况与出现的现象时提出具体的看法,并且用合适的论证逻辑与论据内容去佐证所提出观点的正确性。这类观点、论证、说明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被使用到。例如想要说清「今天应该多穿点衣服」,就需要提供包括“外面天气越来越冷了”“感冒才刚刚好”“其他人也都穿上了外套”等论据,来辅助论证这个观点本身的正确性。将这样的逻辑思路换到新传考研的试题中也是一致的:提出“公众的观点是会被建构”的想法,就必须通过符号互动论、议程设置、培养理论、拟态环境、社会建构理论等内容,从符号、媒体、社会的不同层次中对这一观点本身做出思考——被建构的公众不仅会被符号及其意义所影响,同样也会被媒体的报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所改变,最后,整个社会文化与政治体系在观点塑造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 想要去解决这些既有的问题,不仅需要完整的思考问题的逻辑链条,还要有详实的理论与案例能够帮助写作者去解释自身所提出的观点的正确性。

◼️ 传播学被称为是“忙碌的十字路口”,接受了来自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个的理论体系,包括上文我们谈到的符号互动论、社会建构理论、议程设置等都是来自于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当下经常被提及的「新传高级理论」或「彩虹屁理论」很多都来自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内容。本篇推文中着重挑选了10个比较常用、好用的理论,附上相应的案例解析,帮助大家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之上继续拓展、延伸,能够拥有丰富的知识以丰富自身的答案内容。

◼️ 神话/异化/灵韵/集体记忆/标签理论/建构主义/文化领导权/东方主义/情感劳动/文化盗猎


09/25/Mon .

新传高级理论整理

论述案例参考

@TuTouSuo™️

*「推文使用方法」以下整理的十个理论均来自于社会学,在学习、复习时可以先充分理解具体的含义,再通过论述案例了解它们各自不同的使用方法和场景。例如东方主义主要是用在国际传播中;拟象在网络传播,尤其是今年的Vision Pro里。这样才能够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些理论,在遇到相关问题时想得到借用它们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梳理。

神话

「概念」神话是由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提出的对于符号、意义、意识形态观念的解释。他认为,符号具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相互融合的功能,在索绪尔所说的“能指”与“所指”之外,还有一层不易察觉的、鲜为人知的意义,即神话。这种“神话”并非是通常所说的虚构、崇拜与信仰的传说故事,而是一整套的传播体系与意义符号,包含着深化的虚假性与象征性,又有符号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引导与控制策略。“神话”也被称作“意指”,是在既有的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之下所潜藏的、更深层次的内涵。

为了说明神话的具体概念,巴尔特将《巴黎-竞赛》杂志封面上一张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作为案例,认为从表面上看,能指是黑人、敬礼、国旗,所指是一种仪式(敬礼/国旗)。但它的神话其实是法国的帝国性与军事性,因为黑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奴隶,都是被侵略、统治的对象。这就是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传播,也是巴尔特所说的神话体系。

「论述案例」在电影《长津湖》中,面对零下三十度的极端天气,端着枪埋伏的战士缺衣少食却毫不退缩,视死如归驱赶强敌。从索绪尔的视角而言,电影画面的构造、语言的迸发均是能指符号的表征,其背后的所指代表着对命令的绝对执行精神。 若将其进一步延伸至罗兰·巴尔特所说的神话层面,这些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意义又创造出新的意指,推演出整个情境背后所潜藏的那般反抗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保护国家与人民的伟大价值。 正如新华社影评所言,《长津湖》是展示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精品力作。不仅如此,包括《觉醒年代》中陈独秀之子乔年与延年的人物角色符号,也在对主题作出升华——中国,要靠新青年来救。

异化

「概念」异化是卡尔·马克思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所以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都不属于劳动者自己。劳动者被排除在了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与所使用的生产资料之外。劳动异化被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分别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者与类存在相异化。简单来说,就是资本家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控制了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并占据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使得劳动成为了劳动者痛苦的来源,并始终通过剥削的方式不断增加这种持续的疲惫、无力。最后,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应在劳动中创造联结,但是因为劳动异化的缘故,导致人类个体的纽带也就此被割裂。

异化的概念同样可以被沿用在「技术异化」上,着重解释由人创造出来的技术成为了控制与统治人类的主体,使人成为了必须依附技术而存在的客体,出现技术异化的情况。

「论述案例」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描述原本互属且相互和谐的两物相互对立甚至是彼此分离。 被异化的劳动者与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劳动目标、生产过程分离,使得工作成为非自发性的活动。 当前,技术成为现代社会中新的异化形式,如同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所说,原本应该为人所使用的技术对象开始控制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与个人的思维方式。 这种技术异化与劳动异化如出一辙,均是人造物对创造者的排斥,是原本和谐、稳定的关系被颠倒后的结果。 媒介早已不是人的延伸,也不是单纯的使用物、工具与中介,而是如基特勒所讲,“人成了媒介的延伸”——这就将技术与人的异化关系透彻地呈现出来。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概念」《社会学基本概念》书中较为详细地解释了关于社会行为的四种分类,分别是传统行为、情感行为、价值理性行为以及工具理性行为。传统行为是指依据已经形成的道德常识与积累下的生活经验惯习,有句俗话叫做“习惯成自然”实际上就是在说这种社会行为的依据;情感行为(情绪因素),是由限时的情绪或感觉状况决定的社会行为。

目的理性(工具理性),行为者预期外界事物的变化和他人的行为,并利用这种预期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实现自己当作成就所追求的、经过权衡的理性目的;价值理性,行为者自觉地和纯粹地信仰某一特定行为固有的绝对价值(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性质的绝对价值),而不考虑能否取得成就。

「论述案例」马克斯·韦伯在谈到社会行为时提出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指导标准,前者代表着通过对外部环境与自身处境的谨慎判断做出的符合目的与成就,关注结果的意义;后者是自觉纯粹的信仰,不考虑是否取得成就。新闻业的生产实践活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二者的矛盾性。一方面是作为专业主义精神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新闻理想与公共价值的强调,另一方面则需要保持自身在市场中的收支平衡,采取合理的信息生产与发布策略适应媒介技术环境变化与信息入口迁移带来的影响。作为自觉与纯粹信仰的新闻理想能够创造强烈的集体意识与身份归属,却难以从实用、功利、成就的角度为新闻人创造收益;被认为是圭臬的精神追求却无法用其换取实际报酬。这也是当下“新闻无用”话语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集体记忆

「概念」集体记忆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提出。不同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是由外部的社会环境创造的,包括所属群体(初级群体、次级群体、参照群体等),社会中的公共传播内容(媒体新闻、历史书籍、文学小说等)。这些不同于个体所感知的记忆,不被个人所拥有,而是存在于集体环境中,允许集体中的一员感知、认识、理解。即时没有亲身经历过,却也能够明白它的价值与意义。需要注意的是,集体记忆并非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人为、主观创造的,具有强烈的社会建构主义色彩。其既可以被改变,也可以被长久地、不变地保持下来。社会管理者与公共传播单位会刻意淡化、模糊某些集体记忆,由此实现一些政治或社会目的。

「论述案例」由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是指个体集群在社会中共享的历史回忆,它是在媒体传播、教育制度、文化传承等多种作用下生成的内容。 在过往展播的影视剧中,无论是新中国成立,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新青年》杂志,都是属于国内外同胞们共有记忆中熟悉的标志性元素。如此便不难解释, 通过具有集体记忆的故事情节、符号画面的相互叠加,这些影视剧容易进一步唤起观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并在诉求于情感话语、情感议题与传受双方相互联系、彼此交融传播的共情体验中进一步巩固对群体身份的认知。

标签理论

「概念」标签理论由贝克尔提出,是指社会、群体、他人对于某一个体或群体做出的“定义”“贴标签”的行为。该理论与社会越轨行为具有较强的联系,普遍认为对于其他群体与个体的“贴标签”行为容易引发社会越轨的表现。因为“越轨行为”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周围人的排斥与主动避让,使其成为社会中的“越轨者”,成为边缘的、不受欢迎的角色。换句话讲,标签理论所关注的是这些社会越轨者是如何形成的,他人又是如何通过“贴标签”的方式逐渐在话语与行动中做到孤立、排斥、拒绝,并使其成为了社会规范行为。

例如将悲伤、痛苦的女性贴上“歇斯底里”“女疯子”的标签,就相当于创造出了一个社会越轨者,周围的人就会逐渐远离她。用“女司机”的标签形容开车的女性,只会让女性司机被不断排挤,甚至让性别歧视越来越深与女性开车的事故率越来越高。

「论述案例」贝克尔的标签理论认为,大量的负面、消极标签会给被解释的对象带来社会边缘化的消极结果。 由于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等负面涉华报道,诸多不了解我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公众存在较为严重的中国歧视或以外貌、性格、道德标准、言论自由等内容为核心的刻板印象。 同时,在2020年后,多家西方媒体曾以“中国肺/炎”,“武汉/病毒”等通过消极的、刻板的标签内容污名、抹黑我国形象,妄称中方刻意隐瞒事实,误导国际对此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判断,造成全球大流行的局面。 由此可见,囿于意识形态倾向和成见的贴标签、污名化传播情况的始终存在,也使得我国在国际传播中往往陷入资本主义国际的政治压力围剿之下,难以有效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建构主义

「概念」斯佩克特与基特苏斯提出的建构主义强调,社会上的问题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相反,它需要通过语言、符号、文化等一整套的系统内容对公众的观念与意识进行建构。在《社会问题的建构》一书中,二人提出,事实就是通过语言建构的。存在于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包括虐童、女性不平等、性骚扰、家庭暴力等,除非有人将它转化为语言,否则这些问题就不会成为能够为公众、社会所认识的“现实”。类似于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贝克尔的标签理论都有着典型的社会建构主义思维——由符号组成的语言,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公众的认知与对外部世界的判断。

「论述案例」建构主义认为,符号与语言拥有创造、构建社会现实的作用,能够影响个体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 通过传播对现象、行为施以不同性质的符号意义,传播参与者将同时受到该符号所强调的传播情境规则的影响,并依此建构自身行为。例如由社会文化习俗所传承的“男尊女卑”“养儿防老”等语词符号,将男权、父权的性别不平等权力关系嫁接于其上,使之在传播过程中影响交往的社会地位。

东方主义

「概念」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美国著名后殖民主义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理论概念,指西方人建构的一整套关于东方的知识与话语系统。东方主义是一种支配、重构东方,并对之行使权力的西方文体,是西方为了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而建构的一整套对东方的理解。在这种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结构下,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总是充满落后愚昧、荒诞无稽、神秘奇诡,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的象征。在这套话语-权力网络系统中,东方被置于西方文化的权力话语之下,东方文化被他者化了,成为被评判、被研究、被描写的对象,以确证作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东方话语权的丧失与西方对话语的独占,充分表明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解剖带有极大的意识形态性和民族情绪色彩,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为了侵略、掠夺、征服东方而建构的“理论依据”,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是一种激进的反中心的文化批判话语。

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针对法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所提出的文化霸权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概念早已成为国际传播话语研究中并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其强调当前的统治形式已从外在的军*队或法律强制,转向通过占领公共教育、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话语权力——福柯也深受其影响,提出了话语传播机制中涉及的“排斥”“解释”“限制”“推行”等四大方面的控制方法——由此实现从精神至行动的全面统治。而无产阶级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占领文化领导权,打破既有的话语统治,重新获得对社会的解释权。

「论述案例」文化研究学派正是吸收了葛兰西与福柯的观点,将文化传播、话语传递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总结,创造了意识形态-话语-文化表征-民众等涉及四个层次的理论研究逻辑。 因此,我国目前所施行的对外传播策略,说到底是一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略,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抗争,是打破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帝国式侵*略的必要举措。重新恢复平衡、合理的世界文化流动格局,打破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虚构、歪曲想象,蔑视与偏见的认知体系。 要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参考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先锋队的路径,还是以民族主义精神激活全民参与欲望,都成为当前重要的国际传播策略之一。

情感劳动

「概念」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来自于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奈格里与哈特的同名论文《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延伸概念,用以形容人与人在真实或虚拟的交流与沟通中所付诸的情感实践。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情感也具有被剥削的剩余劳动价值,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体力、脑力劳动过程转化为以情感为核心的交换内容,兑换相应资本积累的模式。就目前媒介场景来看,在情感劳动的过程中,信息生产者是以较强的自主意识分配其所拥有的情感资源创造劳动产品,并构建起相互连接、传递的社群网络。诸如詹金斯所说的网络同人文化、饭圈文化中的二次生产、快感获取此类将非物质的情感内容转化为媒介表达的方式,便是当下较为典型的情感劳动案例。需要注意的是,与霍赫希尔德所提出的以情绪售卖为核心的情绪劳动相比,情感劳动的主体拥有更强的自主权,且前者的产物属物质商品,而后者则是非物质形态的呈现。

「论述案例」在此基础上,不求回报的自发的情感劳动、不断扩张、易被渗透、同时又触及社会各领域各阶层人群的饭圈,也会因其独有的情感投射、语言风格、思维逻辑、组织方式、行动准则而反过来影响社会各个领域 ,甚至这种影响还会被资本或者国家宣传所利用,形成正向的诸如2020年的“饭圈出征”、“粉丝民族主义”和一系列“打榜”“饭圈语言”等问题。

保罗·威利斯认为,市场商业文化会吸收了亚文化抵制的模式和风格,由此将它们融合在主导意识形态之中。当下,粉丝群体的数量多寡代表着偶像流量的分级。 类似于《创造101》等养成系偶像的出现促使以喜爱、付出情感劳动为核心的粉丝变为用花钱消费“打投”支持偶像的消费者之时,饭圈也成为了资本的逐利场所,成为被市场收编盈利的对象。 不仅如此,近年来频发的粉丝民族主义浪潮,同样是政治力量利用饭圈形式组织社会动员,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以巩固国家意识形态、促进青年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原本作为亚文化的饭圈社群已逐渐在资本与政治的双重作用下,丧失了最初的解构、抵抗,甚至是自主意识。

文化盗猎

「概念」1988年,亨利·詹金斯发表名为《星际旅程归来、重读、重写:作为文本盗猎者的迷写作》的论文,引用德赛都的「盗猎」概念与基本内涵,创造出了「文本盗猎者」的概念,关注的是粉丝如何通过主动的文本参与与文化构建消减既定影视剧作品中被赋予的权威意义。在《文本盗猎者》与《融合文化》里,詹金斯均逐渐深入地对「文本盗猎」的逻辑与方法作出了阐释: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为画面赋予意义、为情节增加推动力、为人物形象饱满与立体而费尽心思;而粉丝则成为其中自主挪用各类符号与内容的主体,能够自觉地对元文本作出截然不同的阐释。制作方与消费者、作者与读者之间长期的强势与弱势关系被打破了,文本场域中出现了读者、观众的身影。

「论述案例」亨利·詹金斯曾将电视剧迷的群体行为视为“文本盗猎”的参与式实践,是受众“自主性”凸显、强化和情感投资的必然结果。 同理,饭圈的媒介实践与文化参与的出现与发展是和娱乐产业变迁、媒介技术赋能与青年主体性彰显密切关联,其会呈现出一种较为积极和正向的文化力量;但与此同时,饭圈的反叛、圈层对抗和非理性行动也成为一种常态:“以爱发电”的饭圈行为与群体聚集常常会造成社会混乱与道德恐慌,这也是 饭圈难以自律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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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头所王牌课程:秋日答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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