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挺民营经济
知乎上有人曾提问：福建、浙江二省条件比较相似，可为何经济却有一定差距？在两省人民一片“互夸”声中，有人总结——要说中国最励志的两个省份，一定是福建和浙江。
这一方面指向资源短缺，都是山区占全省的主要部分，浙江是“七山一水两分田”，福建则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另一方面是指经济结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位次上升最多的前两名省份，浙闽都有着强烈的民营经济烙印，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65%。
今年以来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缓解，但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阻力等现实问题依然突出。
数据显示，今年6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降至52.9%，累计同比增速为-0.2%，低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体现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
政策对民营经济支持信号越发明显。中共中央、国务院7月19日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简称“31条”），文中首次将民营经济定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地方层面迅速跟进，8月25日，福建发布了《关于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简称“福建意见”），8月28日，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浙江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详解32条举措。
两个民富大省，同频出招，将会如何因地制宜解决民营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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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各省份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排个序，可以有多种维度。有的比民营企业500强的上榜企业数量，有的拼民营经济的总产值、增加值占比，还有的看民营企业的数量、贡献税收情况。
从地方经济结构这个角度来看，浙江与福建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通常而言，浙江、广东、福建、江苏、山东几个沿海发达省份的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度都超过了50%。而福建与浙江的民营经济增加值虽不如粤苏，但比重一直在65%以上，意味着这两省经济的三分之二贡献来自民营企业。
闽、浙均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五六七八九”（即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是全国平均水平，放在福建和浙江，就会出现“九九九九九”这类更加夸张的比例，民营经济的分量更重、成色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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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用“晋江经验”金钥匙让民营经济焕发光彩。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从2012年的1.32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69万亿元，增长了1.8倍；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七成左右的税收、地区生产总值、科技创新成果以及八成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九成以上的市场主体数；民营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形成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和优势企业。
浙江的“温州模式”则成为各地学习借鉴的对象。2022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5.2万亿元，是2002年的10倍；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浙江省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量为107家，连续24年居全国首位。
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晋江模式”，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批著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小河有水，大河才满，这些量大而面广的市场主体，不断支撑着地方的经济活力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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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公平环境，送去更契合需求的助力，是当前发展经济迫切而重要的任务。“福建意见”与“浙江32条”的出台，优先给出了省级层面的作答姿态。
“福建意见”中提到了明确的发展目标：
到2027年，预计在册市场主体总数达940万户左右，个体工商户总数达670万户左右，累计培育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80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00家，每年新增就业岗位50万个左右……此外，还专门提到要建成“具有福建特色的民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和服务链条”。
全国工商联2022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福建营商环境总体水平居全国第10位，一些领域评分尚居全国中游，反映出民营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更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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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福建省委政研室在当地媒体刊文中提到：“当前，我省民营企业对市场准入、招投标等隐性壁垒问题多有反映”。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
城叔注意到，“福建意见”中，除了“立”起一些支持要素、优惠政策、发展规划、法律制度等，也在着力“破”，包括“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的政策”“清理与企业性质挂钩的行业准入、资质标准、产业补贴等歧视性规定和做法”等。
良好的政企互动关系是“晋江经验”的制胜法宝，推进闽商回归工程是“福建意见”的特色之一。从上世纪的“晋江跑全国”开始，闽商开启外出创业的历史。十多年前，福建又开始筹谋吸引在外地创业的福建籍企业家回乡投资。
此番实施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福建继续打出闽商牌，准备“支持民营企业打造全球闽商经贸协作网络，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挂钩联系省内外商会机制，研究设立‘福建民营企业家日’，探索设立闽商博物馆”。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昌华认为，“在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闽商功不可没。建设一支勇立市场潮头、走在发展前列的新时期闽商队伍，是当前福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途径。”
相比之下，“浙江32条”的内容更加直白，把条条框框、底线、红线都摆在了明面上。
针对贷款难、贷款贵的“心病”，浙江谋划了“3个70%”的要素保障机制：省“4+1”专项基金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低于70%；统筹新增建设用地、存量建设用地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合理用地需求，引导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低于70%；每年新增能耗支持民间投资项目的比重不低于70%。
针对“玻璃门”“旋转门”“卷帘门”等隐性壁垒，在招投标领域，浙江明确了不得额外对民间投资主体设置准入条件的“七个不准”，比如不准限定投标人所有制形式、股权结构，不准设置资质、业绩、奖项等加分项等。
针对“不能投”“不敢投”“不愿投”的现象，浙江摆出“三张项目清单”，围绕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领域，吸引民资参与。
针对政商关系“清而不亲”、负面舆情困扰、拖欠账款和恶意讨薪等问题，浙江提出了“234”措施——“2”为政府无拖欠款、浙江无欠薪；“3”是政商交往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倡导清单；“4”是定期研究重点产业项目情况；定期听取民间投资项目汇报；定期评估民营经济政策效果；定期发布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浙江32条”明确提出，这次推出的若干措施就是针对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从民营企业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民营经济最需要的地方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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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31条”到“福建意见”“浙江32条”，都只是这一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冰山一角”，从中央到地方正在给出“组合拳”，激活民营经济的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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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初以来，“企业家座谈会”就在多地召开，那些在市场上“拼杀”的企业家谈问题、提建议，地方政府着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市场发展信心。
到7月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及时改进政策举措，进一步提振信心、稳定预期。随即，“政策包”落下，“31条”高度强调民营经济主体地位，从制度和要素两个层面给予资源保障。
各部委层面，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等部委“一把手”多次会见各行业企业负责人，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其中，商务部聚焦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工信部聚焦推动制造业及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帮扶支持力度；国家发改委则在7月多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完善与民营企业交流机制，推动解决民营企业的实际困难与具体诉求。
地方层面，四川、云南、辽宁等地方领导班子通过召开电话会议、联合调研等方式，释放对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信号。广东、重庆的下辖市、区也出炉了落地细化“31条”的地方举措。
福建、浙江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更是由来已久、几经迭代、持续发力。
近年来，福建相继出台了加快民营企业发展25条、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27条、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19条等系列政策措施，从降成本、促创新、保要素、解难题、助转型等方面，多层次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形成政策“组合拳”。今年初，福建开始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
浙江亦然，从2011年开始，浙江每两年开一次“世界浙商大会”；2012年和2022年，浙江两次召开高规格的全省民营经济大会；2020年通过《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成为全国第一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政策再多、再好，关键还是要落到实处。浙江考虑到这一点，特别提出为了确保“浙江32条”落地见效，下一步将配套完善形成“1+N”政策实施体系，汇编形成具体落实细则加强宣贯解读，并加大落实政策的督促检查、效果评估评价。
市场层面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号释放出来。当地方政府用实际行动给足信心，让信心化为企业家们的实干，民营经济的下一个春天才会到来。
文字 | 吴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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