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问妈妈照片上的人是谁，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时事新闻2023-09-30 09:11:31无忧百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左玮】

没有九月三十，哪来十一欢庆？

烈士，是两个沉甸甸的字。他们用身躯铺路、血肉筑墙，以生命换来今日之中国。原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七师十九团团长康致中之子康明，对英烈们有着特殊的感情、特殊的祭奠方式。

01

72岁的康明两鬓斑白、长须及胸。穷尽大半生，他走遍全国、几十次往返朝鲜半岛，宛如收集拼图中的一块块碎片，还原着父亲光荣而短暂的一生，以及诸多英烈不为人知的战斗故事和生命最后的时刻。

多年来，他不止一次的感慨，与无数埋骨青山无人知晓的烈士相比，父亲能在赴朝前留下那几张照片，何其幸运。

这张特殊的全家福摄于1952年12月31日。照片中，康致中紧握着康明的小手，开心笑着。母亲高亚梅若有所思，眼底难掩忧虑。而1岁8个月的康明，似乎因睡梦中被惊醒，表情不太高兴。

赴朝作战前的全家福

康明对照片中的情境毫无记忆，细节多来自母亲的描述。再后来，关于父亲的深刻记忆是母亲的眼泪。

“每次我问她照片上的人是谁，她的眼泪就下来了。”有一次，母亲带他去邻居家串门，康明看见邻居家孩子对着父亲叫爸，他仰脸问母亲：“别人家娃都有爸，我爸呢？”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母亲一下大哭起来。邻居阿姨见状，对康明说：“你爸爸是志愿军，在战场上牺牲了。你长大了，要给你爸爸报仇！”

康明回忆：“我当时不知道牺牲的概念。我只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稍大一点时，康明开始从母亲珍藏的铁盒里寻找父亲的影子。铁盒中，6封从朝鲜寄来的家书已泛黄斑驳。

纸短情长，字字入心。

1953年3月的家书中，他说：“部队到朝鲜后，收到祖国人民的慰问品，大家情绪高涨，均表示要打好出国第一仗，来报答祖国人民。”

1953年5月的家书中，他问：“小明的相片也收到了，我把它插在家中（应指坑道）地图上，每天均能看到。他是否还是那样调皮，会说话了，都会说什么话？请告诉我……”

第七封信纸上，不再是那熟悉的字迹，是副团长孙锡成写的：“亚梅，实在难以开口，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康团长他牺牲了……”

“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八一小学都会组织我们去烈士陵园扫墓。当时我想，我父亲的墓在哪里？”父亲埋骨在何处？1956年的部队来信中有所提及——江原道铁原郡朔字152号坟墓1号墓。可朝鲜半岛，对于少年的康明来说，太过遥远

康明逐渐长大，追随着父亲的足迹，他在戈壁滩当了五年的坦克兵。一旦有机会，他便带着父亲的照片，到全国各地寻访父亲的战友。那些老战士们得知康明的身份，百忙之中皆会与康明见面，包括曾是康致中部下、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傅全有。

在康明不断的寻访了解中，父亲的形象越发清晰高大：

1919年，康致中生于陕西西安，家中长辈康毅如是辛亥革命陕西同盟会会员。在“爱国”、“忠厚”优良家风中长大的康致中，1935年参加了轰动全国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他是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人，1936年西安事变前因组织学生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国民党特务通缉。地下组织负责人告诉我爸，西安上学是不行了，到延安去。半夜他溜回家，带上奶奶给他的四块银元，去了延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康致中身经百战，从指导员、教导员逐渐成为团政委、团长。西安解放后，康致中与同为解放军的高亚梅在部队里结为了夫妻。

1953年1月，时任志愿军一军七师十九团团长的康致中率领部队入朝作战，驻守在临津江前线。彼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为了增加停战谈判中的砝码，双方在阵地争夺战中殊死拼杀、寸土不让。

1953年6月26日中午12时至傍晚，40余架次的美军B-29轰炸机先后来袭，对朝鲜江原道铁原郡驿谷川南的七师十九团指挥所进行狂轰乱炸。坑道里，正在召开步炮协同会议的114位同志遇难，团级干部中，仅前沿阵地值守的副团长孙锡成因一人幸免于难。

02

父亲年轻的生命定格的时刻，成了康明心底化不去的执念。他说：“寻找知情人、了解当时轰炸的真实经过和细节，是我多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钻研和寻访，康明知晓了一军七师十九团很多不为人知的战斗故事和团指挥所被轰炸时的细节。

康明从当年的师政委戴金川口中得知：指挥所刚被炸时，外面的战士为了救出团长等人，冒着敌机的轰炸抢挖，又牺牲了不少同志。美军的轰炸一直持续至天渐黑，高炮部队最后都无力还击了。天黑以后部队继续挖掘，但因山体垮塌土方量巨大、越挖越垮，为防止抢挖人员二次伤害，不得不放弃。

彼时，师参谋长曾招捌悲愤地说:“这仗还怎么打呀？”

是啊，遭受此重大损失，十九团进攻敌笛音里西北无名高地的硬仗还打不打？

时任主攻突击二连连长王银楼告诉康明：“那天天不亮，我们加强连200多人就潜伏到敌人阵地前沿的屯兵洞，准备天黑发起进攻。结果等到天黑了又命令我撤回，才知道团指挥所被炸，团长政委参谋长副政委都牺牲了。我们连战士们写血书，坚决请战，要为团长政委报仇！”此情此景，令军政委梁仁芥激动不已，他说:“这才像我的老部队！”

七师迅速整顿组织、调整干部，师领导也赶到十九团亲临指挥。由于战前准备充分，战斗方案人人熟知，为不失战机，故决定推迟一天按原计划发起攻击。戴金川告诉康明:“战斗口号就是我定的——为康团长报仇！为孙政委报仇！”

这是抗美援朝末期，志愿军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场战斗。二十八日，我军全歼守敌。战后，孙锡成在给康家的来信中写道：“由此敌所谓号称的王牌一师在十九团面前破产了，敌三个团被打垮了，敌再无兵力可补再也不敢攻了，就此战斗结束，共歼敌1865名，生俘119名这次俘敌是抗美援朝两年多来最高之记录。”

在大连，七师师长吴子杰撩起衣服，康明看到了他胸侧的伤疤。“十九团真是你爸爸他们带出来的好部队！出了那么大的事，损失那么大，团指挥员都牺牲了，照样把仗打得这么好！”

回忆起这段军史，康明的语气中难掩崇敬与骄傲。

2000年，康明终于找到了空袭时指挥所坑道中的幸存者——军务股长符沛连和报务员韩永年。轰炸时，符沛连半截身子被埋在倒塌的坑道口，被同志们挖出，韩永年因电台观察口是石头结构而幸免于难，还因保护电台而立了功。他们告诉康明，停战协定签订后，七师工兵营连挖了近两个月才把坍塌的坑道挖开。

挖开的坑道里，是这样一副场景：很多战士趴在地上，将自己的脸埋在土中，似乎想呼吸最后一丝空气。参谋长王伯明手中紧紧握着步兵锹，半蹲着靠在坑道壁上，依旧保持着挖土的姿势。政委孙泽东趴在桌子上，手中紧握着电话机，话筒已经深深嵌入脸部的肉里。团长康致中躺在行军床上，盖好被子、戴着军帽，似在沉睡。他身旁坑道壁的作战地图上，斜插着康明2岁时的照片。

康明的照片，陪伴了父亲生命最后的时刻

提起牺牲的康团长，老战友们悲恸不已。吴子杰曾对康明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哪！我一辈子打了那么多仗，见过牺牲的人多了，可没有像你爸爸他们的牺牲这么难受。”孙锡成则告诉康明：“我宁可在阵地上被炸得粉身碎骨，也不愿憋死在坑道里。”

父亲战友们的回忆让康明知道，父亲虽然很早就离开了他，但父亲的心里，一直记挂着自己。父亲和无数志愿军英烈的形象，也在他对历史的刨根问底、不断深挖中愈发高大鲜活。

其间，一名志愿军老战士还赠予康明一张珍贵无比的照片——那是父亲的埋骨地。

康明告诉我：“1954年5月，按照志愿军总部要求，七师陵建办在依山傍水的甘水峰下为烈士们修建陵园，并以著名战地命名，即老秃山志愿军烈士陵园。墓园有栅栏，园中修了一座中国式六角纪念亭，亭内的纪念碑正面刻‘永垂不朽’。我父亲墓在纪念碑正后面为1号墓。1956年，埋葬毛岸英烈士的桧仓烈士陵园里的六角亭和纪念碑，与我父亲墓地的一模一样。”

1958年，战士们即将归国，拍下了陵园照片与团长等人告别

康明通过卫星地图寻找到了老秃山陵园，从那时起，康明常常透过手机屏幕，和爸爸说说话。遗憾的是，岁月如梭物转星移，木制的六角亭早已被风雨侵蚀，只剩坚硬的花岗岩纪念亭基座，基座上的永垂不朽纪念碑更显高大和孤独。纪念碑后面，是康明魂牵梦索的十名志愿军团级干部和战斗英雄张八的坟冢。陵园后面还有七座大合葬墓，里面沉睡着从老秃山各地区迁葬而来的烈士遗骸。

几十年过去了，此地多发大水，父亲和英烈们的骸骨还在吗？思念和担忧纠缠着康明。2013年，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以外交照会的方式，为康明获得了朝方回复：令尊仍葬于江原道铁原郡上马山里青云洞墓地。收到大使馆的答复，康明心中石头落地。他很想前去祭扫，但朝方告知墓地已属军事禁区，任何人不得进入。

康明只能隔着铁丝网，遥寄哀思

03

无法抵达的军事禁区，对于一般人来说，意味着寻亲的终点。且以旁观者来看，为此忙碌半生、头发花白的康明，为父亲和十九团的烈士们已做得足够多。

早在几十年前，康明便开始寻找十九团英烈的后人们。

1970年，康明找到了政委孙泽东的儿子孙群凯。得知孙凯群快结婚了但生活窘迫，他执意留下了20元份子钱。康明自己并不富裕，20元是他半个月的工资，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孙群凯，但他说像是找到了亲兄弟。后来，花了很长时间，跑遍五湖四海，康明又找到了20多位1军烈士后代。“葬在152号墓地的团级干部有11人，只有实习副团长王德勇还没找到亲人，王叔叔是陕西商洛人。”

康明与他们长期保持着联系，成都的王援朝是其中之一。王援朝是1军七师五位同志共同的孩子。他是七师后勤部长杜耀亭和吕瑞清的亲骨肉，是与团长康致中牺牲在一起的王波烈士的养子。养父与生父相继牺牲后，王援朝被解放战争特等功臣王福寿和王波烈士的遗孀黄彦亭抚养长大。

杜耀亭的妻子吕瑞清，可能是七师中唯一去过丈夫墓地的烈属。

杜耀亭牺牲前，吕瑞清刚收到丈夫告知准备回国的来信。可吕瑞清没能等回丈夫——杜耀亭牺牲在了“七·2七”停战协议生效当天下午六点多，他和师后勤部政委王启光以及协理员郝午，遭到了美军报复性倾泻的炸弹袭击。

吕瑞清一向豪爽洒脱、明理挚善，是军中女眷们的好大姐，照顾过很多烈士的孩子和遗孀。吕瑞清死活不信杜耀亭不在了，陷入巨大悲痛的她很快形销骨立。1953年底，军部特批她前往朝鲜。

那一天，战士们给她刨开杜耀亭的墓，棺中没有遗体。据当年执行安葬任务的牛经堂回忆：“从十九团坑道挖出的六名团级干部，尸体已腐，遗体用被子和毛毯紧紧裹着，原想为烈士洗个身，让他们干干净净而去。但遗骸腐烂严重，只能用湿毛巾简单擦一下，新军装也无法替换，只好盖在他们身上。康团长和孙政委都新婚不久，就将他们入朝时妻子缝制的红缎子被子作为陪葬物品......一天，偶然发现杜部长的一条腿悬挂在一颗大树上，随即又挖开他的墓穴放了进去。”

王援朝告诉我：“母亲说，棺中只剩一汪浑水。她猛地跳了进去，发现浑水上飘着黏稠轻软的东西。”吕瑞清仔细查看，忽然安静了下来，而后又哭到瘫软——那是丈夫赴朝前，她亲手织的鹅毛被。

吕瑞清坐在丈夫杜耀亭烈士的墓前

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是一个个最可爱的人鲜活生动的曾经。康明说：“共同的经历、相似的生活际遇，让我们很亲近，大家都对那段历史有着特殊的感情。”康明告诉我，由于记录错误、战争损毁、区域变迁等，跨国寻亲对于大多数烈属来说，太过艰难。漫漫寻亲路上，有些烈属满头白发，在朝韩的陵园里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认真比对一个个墓碑；有些烈属不仅去陵园，还会准备好礼品，恳请本地人带他前往战场遗迹；有些烈属很幸运，找到了父亲的墓碑，在墓前哭得像个孩子，也有一些满怀希望而来，几番搜寻却找不到任何线索，悲痛得捶胸顿足。

康明无法到父亲坟前祭拜，便尽己所能地帮别人圆梦。为此，他不惜代价的购买着各种旧地图旧档案，其中不乏朝鲜半岛日据时期地图和朝鲜半岛比例尺五万分之一等珍贵地图。带着地图，康明还会亲自前往比对。“不亲自去调查，我不放心。比如，李承晚在华川亲笔题字的‘破虏湖’刻碑，说明牌上竟把志愿军15军、20军写成了10军、25军。李承晚亲自参与的纪念碑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下面人编撰的资料了。”从华川回西安后，康明认真比对军史战史、英名录英烈网资料和各国地图，逐一梳理核查，一一附上烈士部队番号、职别、籍贯。“这份名单肯定不全，遗漏的我核实后会再补上。今后，若有华川湖水库挖掘的烈士遗骸归国，这份名单如果能够为DNA基因检测对比和缩小寻亲范围提供帮助，我深感欣慰。”

他还购买和珍藏着大量的书信。“美韩占领阵地时，收缴了大量志愿军家信和战地入团申请书，他们希望从中窥探情报。”康明一封封认真地看、精心整理家信中战士们的曾经。“你要是看了，也能深刻明白为什么志愿军能打胜仗！何谓‘钢少气多’！”

多年的刻苦专研、实地探访，使得康明能准确地为烈属寻亲锁定范围、提供方向。这花费了他大半积蓄，有些人知晓他的状况，难免唏嘘。对此，他说:“退休之后，别无他念。我有退休金，不追求车子房子、吃好穿好，其实也就没什么负担。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到父辈的牺牲地、安葬地陪陪他们，或多帮几位烈士找到亲人，这很有意义。”

这些年，康明一次次前往朝韩两国，他曾在平康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隔着铁丝网遥寄哀思，也曾在距离朝韩军事分界线最近的地段——韩国涟川台风展望台，久久凝视父亲牺牲的山头。渐渐的，有一些烈属开始和康明一起，前往长津湖、黄草岭、平康、巨济岛战俘营、坡州墓地等地，将那些刻在墓碑上的烈士名录拍下来、一一整理，帮助越来越多的英烈回家。

2019年，康明为一名烈属找到了他父亲的牺牲地韩国松谷台山，他从青松树下抔回了一盒黄土，准备带回国送给那名烈属。可是在机场过安检时被安检人员拦下。康明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这是什么？

土。

哪里的土？

春川那边。

为什么带土？

这就说来话长了。

讲吧。

康明用韩语认真回答:“ 我，阿伯吉，中国军人……”还没有说完，安检员转身走掉了，康明一愣，随即明白，安检员是在暗示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同意了放行。回国后，康明亲自把这一盒黄土送到了那位已等了亲人几十年、如今身患绝症的烈属手中。

这样的故事还有太多太多。今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康明刚从韩国回到西安，这已是今年他第二次前往韩国。康明对我说：“后面我还会去，39军11七师的一位烈属拜托我一起寻亲。我还有个目的地是龙头里鹤釜山战俘营旧址，牺牲在战俘营的180师刘瑶琥代团长和保卫科长燕宏义，可能也有线索了。”

他早已不仅仅是在寻找父亲，而是在寻找整个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