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奥本海默》电影在国内正式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奥本海默传》，讲述了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一生。
奥本海默因两个身份而为人所知：“核弹之父”以及麦卡锡主义最出名的受害者。他在核弹测试爆炸后说出的“如今我成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也广为人知。
1945年7月16日的首次核试验“三位一体”（图源：美国能源部）
审校《奥本海默传》中文版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近日接受了观察者网采访。他以奥本海默的亲身经历为背景，讲述了麦卡锡主义对科学家的影响，研发核弹期间美国科学界的状态，并介绍了当时围绕是否研制氢弹的相关争议。
经出版社授权，文末附有《奥本海默传》前言，与部分采访内容对照，供读者参考。
以下为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在《奥本海默传》的开头，提到了美国共和党针对奥本海默的指控，包括支持“中国人民之友社”。他对共产主义思潮持何种态度？他跟新中国有过接触吗？
方在庆：奥本海默同情中国抗日战争，也支持其他抗日团体，包括一个叫美国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的组织，但查不到他具体跟新中国有过多少直接联系，从目前看来应该是没有。
关于“中国人民之友社”，书上其他地方没有交代过。奥本海默倒是跟不少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比如书中提到的薛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等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奥本海默本人对共产主义深表同情，参加过左翼政治组织的活动，反法西斯联盟、美国青年大会等等。美国联邦调查局花了30年时间也没找到他参加美共的任何确凿证据。
《奥本海默》剧照
所以当时相关调查人员意图从上述方面入手，撤销他的安全许可，这一点失败了。最后只是在“薛瓦利埃事件”上（观察者网注：1942年，薛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美共试图从奥本海默处获得研究情报，传递给苏联。虽然奥本海默拒绝提供情报，但是因顾及朋友等因素未及时上报此事），他们认为奥本海默撒了谎，这一点是奥本海默被他们抓住的一个比较大的漏洞。
观察者网：据书中和电影情节，似乎他的绝大多数同僚参与左翼组织活动，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没有，当时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方在庆：有这个趋势，但没参与的不能说屈指可数，比如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就不是。
当时有很大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二三十年代，尤其是1929年经济危机出现以后，对资本主义究竟能不能靠自己的制度来解决社会问题都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苏联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的政体，都很向往。这不仅是在美国，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知识分子中持左翼立场的比较多。
观察者网：这种现象为什么后来变了？
方在庆：我觉得有两种原因。一开始，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件事情对于很多西方进步知识分子是一种幻想的破灭。还有一些人访问过苏联后，发现苏联整个体系的实际运作跟他们宣传和标榜的都不太一样，后来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想法就开始发生变化。
奥曼海默本人也好，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妻子，想法后来也都有变化，只有奥本海默的弟弟和弟媳是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后来奥本海默意识到有可能要参与曼哈顿计划，那时候他思想经历了特别突然的转变，他觉得不能因为这些事情而耽误了他整个抱负的实施。
观察者网：美国政府显然了解奥本海默的个人立场，为什么开始研发核弹时让他负责，过了十几年却又“翻旧账”？
方在庆：我觉得不能假设美国政府全知全能，前面知道但故意忽略，后面又故意再找茬。当时，负责监督核弹研发的陆军中将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在找项目负责人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一个人能够承担科学主管责任的人，那个时候不是说对奥本海默政治上的东西没有考虑，但是在诸多因素比较下，格罗夫斯认为，奥本海默的所谓政治立场，简单地说，就是出于同理心、公正心，对社会的不公深表不满，怀有善良的同情，当时很多人都会持有的这种看法。尽管他在“薛瓦利埃事件”撒谎了，但核心是不背叛朋友；这些都不是实质性的。
格罗夫斯看出来奥本海默对美国的认同，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他的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至于后面专门要把这个翻出来，不是针对奥本海默本人，而是麦卡锡主义出现以后，把所有跟共产主义相关的都翻出来，营造“红色恐慌”，这是全美国的现象。
奥本海默出席安全许可听证会
其实，如果奥本海默不在“薛瓦利埃事件”上出于特别多余的考虑说出前后矛盾的话，针对他的人翻不出其他东西，即使是他的弟弟也好、弟媳也好、他的情人也好、他的妻子也好，都是美共的话也不会影响他，因为没有找到他是美共的证据。而当时支持左翼活动的人也不只是他一个，只是说到了“红色恐慌”的情况下，都成了怀疑的对象了。
我觉得如果奥本海默后来不反对氢弹，即使他跟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有仇也不至于造这个结果。最重要的是反对氢弹，惹怒了美国政府，惹怒了一些军方人士，他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没有斯特劳斯出头的话，还会出现有其他“劳斯”，替上面“修理”奥本海默，当然斯特劳斯个人的恩怨可能让这件事情更加丑陋而已，让后世觉得特别难堪。
当时整个大的局势对奥本海默已经很不利了，他就是利用他自己的“原子弹之父”的强大舆论影响力，才敢于一人来对抗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迟早要修理他的。所有具体针对奥本海默的都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冷战的氛围，使奥本海默安全审查事情成为一种必然了。
观察者网：这一定程度上跟大部分人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还不完全一样，大部分人可能主要把它看成是“红色恐慌”的一段历史，但是按您所说，这可能更多的是美国军工复合体成立过程中的一个节点。
方在庆：我觉得这两者都有，没有“红色恐慌”，即使军方要整奥本海默也没法找出借口，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想听到在氢弹问题上有任何异见的声音。
观察者网：可否简单介绍一下“红色恐慌”对受害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方在庆：一旦被列入黑名单了以后，就失业了，基本上就被边缘化了，言论自由实际上在压制的恐怖氛围下也没有了，而且也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必须要进行效忠宣誓等等。
劳伦斯还曾拍着奥本海默弟弟弗兰克的肩膀说，你随时来找我都可以。弗兰克在被大学开除后，还以为劳伦斯能给他一份工作。等到他去找劳伦斯时，劳伦斯根本就不理他了。奥本海默后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美国国外给他弟弟找了好多位置，但是美国政府不给他护照，他根本出不去。麦卡锡主义影响很糟糕，但导演没法在电影里有去讲麦卡锡主义，最后把它弱化成个人因素了。
观察者网：奥本海默在二战期间似乎能比较有效地协调军队、文官与科学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后来失败了？
方在庆：后来他没有这个协调的职位了，虽然是在原子能委员会里面任职，但这是一个顾问的身份，他和曼哈顿计划科学主管的作用完全不一样了，他也没有能力来协调各方之间的关系。
奥本海默（戴浅色帽者）和格罗夫斯（奥本海默旁边军人）视察“三位一体”后的现场
奥本海默有很强的本领，有效地协调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个性的科学家之间是很难协调的，比如说理论物理学家汉斯·贝特（Hans Bethe），还有发明氢弹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等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比方说整个过程当中采用哪种办法来引爆核炸弹，是枪式的、内爆式，用铀还是钚，还有究竟谁来主导某一个程序，最后的协调人都是奥本海默，他能确保大家至少是相安无事的。
哪怕是像泰勒这样的人，在整个过程当中，似乎可有可无，但他也把关于氢弹的这些设想大概做出来了。
观察者网：奥本海默如果换一个表达反对氢弹立场的方式，会不会不一样？
方在庆：历史不能假设。那个时候整个政治情形都发生变化了，原来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的事情，到那个时候都要非常小心了，而奥本海默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基本上是一如既往讲类似的话，跟同僚讲的内容大致相同，最终在氢弹问题上惹怒了美国政府。
所以那些搞“红色恐慌”的人都在追问，他为什么要反对氢弹？是不是在帮助苏联，他是间谍吗？这样一来，就把他架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去了以后，他再说类似的话时都会被怀疑，但奥本海默自己又完全不知道情形和对象都发生了变化。
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到了发明氢弹的泰勒。奥本海默跟他的故事是恰好相反：泰勒后来变成了美国政府立场的坚定拥护者，却遭到了同行的唾弃，尤其是因为他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提供了最后被用于指控的证词，两人本就针对是否研发氢弹发生了严重冲突。您如何看待这两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两个人最后的结局，和后世的评价？
方在庆：关于他、泰勒以及劳伦斯等人，有一本书写得非常好，讲述了曼哈顿计划当中的“Brotherhood（兄弟情）”，兄弟之间也有争吵，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想把曼哈顿计划做成功，但侧重点不同，分工不同。
然后，还有个人冲突，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所以这几个人确实走了不同的路。泰勒坚持要搞氢弹，其实氢弹要真引爆的话，必须得有一个引爆剂，这个引爆剂就是“常规”原子弹了。氢弹的原理就是跟太阳里面一样的，是一种热核反应，要在极高温、极高压的情况下才能出现，才能够让氢的同位数氘和氚发生聚变，释放大量的能量。
泰勒参与研制的“泰勒-乌拉姆设计方案”式核弹爆炸示意图
既然有原子弹这个前提条件，泰勒参与了研发“常规”原子弹，奥本海默也能够容纳他在期间继续做这件事情，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
在那个听证会上，泰勒其实是很矛盾的。当然，他也想出风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觉得奥本海默占了风头，抛开政治立场不谈，这里面也有嫉妒的因素。还有，泰勒是特别希望他的研究能得到军方的支持，这也与奥本海默不一样。
按照杨振宁先生的说法，泰勒实际上在旅馆里反复揣摩怎么在听证会上把自己的立场说出来，但同时词语上又好像不是那么直接针对奥本海默，说我更愿意看到这个权力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没有直接说要撤掉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但实际上这就是否定了他，虽然用的词很隐晦。
泰勒后来的人生也是必然的结果，他被科学界抛弃了以后，他也要寻找同盟军，泰勒最后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军方的，科学界没什么朋友。
观察者网：很多人对奥本海默最不理解的是，既然他最后如此反对核弹的使用，尤其是反对研发氢弹，那他为何要致力于研发核弹？尤其在纳粹德国快要被打败的情况下。
方在庆：我觉得都要回到历史背景下，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通过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的信，他当时研制核弹，就是迫于形势需要；当时所有人都认为纳粹德国凭借他们的优势，很快就能够研究出来原子弹，比如一流的物理学家、掌控铀原料产地、领先的重水技术等。这种恐慌心理是没法排除的，科学家都没考虑其他的，一定要在纳粹德国之前把这件事情做出来，避免纳粹德国首先使用原子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爱国主义。
这个时候，奥本海默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了。当然到1945年5月8号的时候，德国已经投降了，这个时候主要敌人已经没有了，按道理就没有理由再做原子弹了，停下来不就完事了吗？但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是脱离历史的一种假设。
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写的《原子弹秘史》中第一章第一句话就引用到奥本海默的话， “人们探索科学的幽深之处并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有可能被发现”。发明原子弹，并不是说当时一定要用，因为他们有可能被发现出来，即使是后面原子弹不是投到日本，他们也一定要把它制成功。
广岛（左）和长崎（右）上空的蘑菇云
他后面的反对，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也意识到危害了，尤其是受玻尔（Niels Bohr）的影响，希望原子武器能够受到国际公开透明的监督，能够通过限制武器谈判等等措施来避免有可能对世界造成的毁灭。我认为，这并不存在自相矛盾。尤其是投了两颗原子弹以后，整个情况发生变化了。
观察者网：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美国对他的质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既然奥本海默愿意炸法西斯集团，为什么不愿意炸苏联？
方在庆：这个问题有很大的难度。我觉得，人们一定要理解，科学家在整个政策的决定过程当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不论炸谁都不是奥本海默这些科学家们能决定的。他们提出了多种设想，但最后都没有被采纳。尽管奥本海默最后也没有反对投炸日本，但是他一开始还是跟军方等人表示希望能够采取比较迂回的方式，比如说邀请日本和盟友，亲自见证核试验的威力演示，这样不用实掷，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之类的。
但是这个事情最后是军方和政府来决定的，科学家已经没法控制了，科学家呼吁也好，反对也罢，作用已经比较小了。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科学家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这才是最重要的。
《奥本海默传》中文版于8月发布。以下为前言节选：
《奥本海默传》：凯·伯德(Kai Bird) 马丁·J.舍温(Martin J.Sherwin)著，汪冰 译 方在庆 审校，中信出版社
1953年圣诞节前4天，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生活突然陷入失控的旋涡，他的事业、他的名誉甚至他的自我价值感都岌岌可危。他坐在疾驰的车里，一边盯着窗外，一边感叹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真令人难以置信！”汽车正奔向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那里是他律师的寓所。几个小时后，奥本海默将不得不做出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是辞去政府顾问的职务，还是反击那些对他的指控。就在当天下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毫无预兆地交给他一封指控信。信中声明，重新审查奥本海默的个人背景和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后，他被认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信中还列出了 34 项指控，其中有些不可理喻，比如“据报告，1940年‘中国人民之友社’的资助者名单上出现过你的名字”，有些涉及政治，比如“从1949年秋开始，你一直强烈反对研发氢弹”。
说来也奇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就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似乎自己将大祸临头。就在几年前，他读到了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那还是20世纪 40年代末，当时奥本海默是美国社会的偶像级人物，是同辈中最受尊敬和推崇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他甚至登上了《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的封面。那时的奥本海默被这篇讲述执迷不悟与自负之苦的小说惊呆了，故事中的主人公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纠缠着，“他注定迟早会遇到某种罕见的、奇怪的，可能是令人惊骇的事情”。奥本海默知道无论将要发生什么，它都会将自己“吞没”。
二战后，美国反共浪潮日益汹涌，奥本海默越发感觉到一头“丛林猛兽”正在悄悄逼近。他被迫害共产主义人士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质询，他的寓所和办公室的电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媒体在散布对他过去政治活动和政策建议的诽谤之词，这一切都让他感觉自己正在被围猎。20世纪30年代，他在伯克利参加过左翼活动，战后他又反对空军的大规模战略核武器计划，因为他认为这些计划无异于种族灭绝，上述行为激怒了众多华盛顿内部人士，他们位高权重，其中包括埃德加·胡佛和刘易斯·斯特劳斯。
那天晚上，在乔治敦赫伯特和安妮·马克斯的家里，奥本海默反复琢磨着自己该如何抉择。赫伯特是他的律师，也是他的密友。赫伯特的妻子安妮·马克斯曾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时的秘书。那天晚上，安妮发现奥本海默似乎处于一种“几近绝望的状态”。经过长时间讨论，奥本海默最终决定，无论背后有多少黑幕，面对这些指控，他都不会坐以待毙，这个决定部分是出于他坚定的信念，部分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于是，在赫伯特的指导下，他起草了一封致“尊敬的斯特劳斯”的信，奥本海默在信中指出斯特劳斯是在鼓动他辞职。“你向我提议了一个看似更可取的选择，那就是我主动提出中止与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合同，这样就可以避免面对那些指控……”奥本海默说他已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选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继续写道，“这种做法意味着我接受并认可了这一结论，也就是我不适合为政府效力，可到如今我已经干了快 12 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我真的这么不称职，我不可能为国家效力那么久，我也不会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更不可能一次次地代表我们的科学界和我们的国家发言。”
当晚讨论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几杯酒下肚后，他到楼上客房休息。几分钟后，安妮、赫伯特和陪奥本海默来华盛顿的妻子姬蒂听到了“可怕的撞击声”。他们冲到楼上，发现卧室空无一人，浴室门紧闭。安妮说：“浴室门根本打不开，奥本海默在里面也没任何反应。”
那时奥本海默已经瘫倒在浴室的地板上，他失去知觉的身体挡住了门。他们尝试用力推门，把他瘫软的身体费力地推到一旁。据安妮回忆，奥本海默醒过来时，“他肯定在嘟囔着什么”。他说自己吃了一片姬蒂的安眠药。医生在电话中叮嘱他们：“可别让他睡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医生才赶到，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扶着奥本海默踱来踱去，还哄着他喝了几口咖啡。
那头“丛林猛兽”已经朝奥本海默扑了上来，这场劫难之后，他失去了为政府效力的资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磨难日后反而让他声誉更隆，也让他对后世的影响越发深远。
从纽约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从默默无闻到闻名世界， 奥本海默一生参与了 20 世纪诸多重大的斗争与胜利，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社会正义、二战和冷战。一路走来，他超群的智慧、他的父母、他在伦理文化学校的老师，以及他年轻时的经历都曾给他指引。他在物理专业领域的成长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那时他在德国学习量子物理学，他不仅热爱这门新兴科学，也成为它的传道者。20世纪30年代，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了美国最著名的量子物理学研究中心，那时美国国内经济大萧条的恶果及海外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深深触动了他，他和友人积极行动，一起投入争取经济和种族平等的斗争中，他的很多友人都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或共产党员。那些年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可是 10 多年后，为了让奥本海默噤声， 他所做的这些被人轻而易举地用作罪证。这提醒我们，我们信奉的民主原则极易出现偏差，必须小心翼翼地捍卫。
奥本海默在 1954 年遭受的痛苦和羞辱在麦卡锡时代并不罕见。但是作为一名被告，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 “原子弹之父”，二战时，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家们为自己的国家从自然手中夺取了令人惊叹的太阳之火。在这之后，他不仅睿智地申明了 核弹的危害，也充满希望地提及了核能的潜在益处。再后来，几近绝望的他公开批评了军方提出的、战略研究者鼓吹的核战争计划：“如 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 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 看待这样的文明？”
20 世纪 40 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坚持不懈地质疑美国的核武计划，这让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极为不悦。1953年，共和党人重返白宫，刘易斯·斯特劳斯等支持大规模核报复的人登上了华府的权力宝座。斯特劳斯和他的盟友们决心让奥本海默闭嘴，他们担心此人会切实威胁到他们的政策。
在 1954 年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的反对者们对他的政治倾向和专业判断进行了抨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诋毁他的人品和价值观，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奥本海默个性的诸多方面：他野心勃勃又没有安全感，他才智超群又幼稚可笑，他果断坚决又惶恐不安，他坚忍淡泊又充满困惑。在这次听证会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听证委员会印制了一份密密麻麻的、逾千页的笔录，名为“关于 J.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问题”，从中可以读到很多有关奥本海默个性的细节。但是，与此同时，这份听证会笔录也显示出奥本海默的对手未能真正刺探到他的内心，作为一个个性复杂的人，他早年间就打造了一副内心的铠甲。从 20 世纪初奥本海默在纽约上西区度过的童年时光到 1967 年他离开人世，本书追溯了奥本海默的一生，探究了这副铠甲背后谜一般的个性。这是一部深入内心的传记，无论在资料研究还是撰写过程中，作者都秉持一个观点，那些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言行和决策（在奥本海默身上甚至可能还影响到了他的科学事业）。
在本书长达 25 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它们来自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和个人收藏。本书还参考了国会图书馆中奥本海默自己留存的大量文件，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超过 25 年的监视活动中积累的数千页记录。很少有公众人物受到过如此严密的监控。通过联邦调查局根据监听录音整理的文字，读者有机会“听到”奥本海默的谈话。然而，这些书面记录也只讲述了个人生活的部分真相，我们还采访了奥本海默的近百名密友、亲人和同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采访的许多人已经过世，但是他们讲述的故事让奥本海默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带领我们进入核时代，又步履维艰地寻找着消除核战争威胁的方法，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的努力还在继续。
奥本海默的故事还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身份和核文化息息相关。正如E.L. 多克托罗所说的：“从1945年开始，我们就对核弹心心念念。起初它是我们的武器，后来成了我们的外交政策，而现在它影响着我们的经济。40年后，如此强大的力量怎会不变成我们身份的一部分？这个为对付敌人制造出的巨人成了我们的文化——核弹文化，它有自己的逻辑、信念和愿景。”奥本海默曾是释放核威胁的推手，但后来他致力于遏制核威胁，奋勇地将我们从核弹文化的歧途上引开。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一份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后被称为“艾奇逊 - 利连索尔报告”（实际上它主要由奥本海默构思和撰写）。迄今为止，这仍是核能时代保持理性的杰出范式。
然而，美国国内外的冷战政治注定了该计划会失败，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包括美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兴核弹。随着冷战的结束，核毁灭的危险看似已经过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 21 世纪，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在后“9·11”事件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温“原子弹之父”在核时代伊始对我们的警告，原子弹是一种造成无差别袭击的恐怖武器， 在它肆无忌惮的攻击面前，美国自身也可能命悬一线。1946年，在参议院的一次闭门听证会上，有人问奥本海默：“三四个人是否就能将原子弹偷运到纽约并炸毁整座城市？”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当然可以，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一位大吃一惊的参议员追问：“你会用什么仪器来找出藏在一座城市里的原子弹呢？”奥本海默打趣道： “一把螺丝刀（撬开每一个货箱或行李箱）。”消除核武器是抵御核恐怖主义的唯一出路。
无人理会奥本海默的警告，最终他被噤声。奥本海默给予了我们原子之火，他就像那位叛逆的希腊神祇普罗米修斯——他从宙斯那里偷走了火并把它赐予人类。但后来，当奥本海默想避免它失控，想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危险和恐怖时，那些当权者像宙斯一样愤然而起，对他痛下狠手。正如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委员会中支持奥本海默的沃德·埃文斯所写的那样，吊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是“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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