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许峥
编辑 | 萧奉
题图 | sanath-kumar 摄
书店会消失吗?
网络购书占比从70%扩到了80%,电子书商动辄打5折甚至4折,直播平台在最近几年成为卖书的主力渠道。很多人在实体书店看完书,转身便去网上下单。
去年,北京市决定扶持317家书店,在几乎没什么账期和退货权利的当下,独立书店前三季度的销售额还是同比下降36.28%,回头数了数,比扶持清单更加心酸的是死亡清单。
就在这样的当口,2022年全国仍旧有165家新书店登记完毕,其中成都占19家,排行第一。
作家张丰曾以文化编辑的身份跟同事一块儿跑书店,观察成都,十多年后,政府统计了它的书店数量——3522家,比所有其他的中国城市都高。在成都生活16年,他也常想着开书店。
书店是一个比社交网络古典很多倍的对话空间,它盛产尖锐思想,墙壁上的书籍意欲用力打破围墙,从文学批评到政治理论,从过去的真理到此刻的问题,这里始终容纳着辩论的群众。
2023年,张丰觉得是时候了,他不指望借着开书店赚多少钱,而只是辟出几十平方米的地方,使人与人爆发讨论、彼此连接。
夏天快结束时,我来到他店里,位置就在《谭谈交通》中捕捉到朴实对答的二仙桥,店里胡乱堆放着纸箱,从装修三角梯的缝隙望去,中间薄薄立着一本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
当时,书店还在收拾阶段。(图/许峥 摄)
张丰快速点触着手机,事情很多,五天之后书店就要开门,公共议题将借助很多个声音流动到这里:葛宇路的观念艺术、刘晓蕾的西门庆叙事、灵子的外部世界……短短半个月内,接踵而至。其中一场活动,辩题来自他过往的文章——美好生活是必然的吗?
这句话大到可以彻底概括张丰和他的书店,以及很多个明天。从这个辩题开始,我们开始了交流,两个多小时里没有喝水,他靠在书店过道的折叠椅上,极其认真地表达。
以下是张丰的自述。
独立书店是个紧密的小共同体
我没有打退堂鼓。
2023年8月4日,我在《我真的要开书店了》的文章末尾留下一个二维码,想看看现实的情形,结果很快加满了500人,当第4个群满员时,我就停了,心想:支持是比我想象中高的。
工作人员在整理花簇。(图/许峥 摄)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里写,全美国在疫情结束后新增了300家小书店。很明显,大家不再过多地考虑肚子问题,而是需要精神互动。
我们生活在物质有保障的年代,最极端是碰上了疫情,封控、静默,大家的食物也基本充足,可为什么仍然觉得痛苦?那是因为精神上感到了不自由的限制,因此书店的价值在变大。
我想,假如我能够开一家独立书店,注意到整个城市观念水准的上升,展出某些领域新的主张,不管是翻译的还是中国人写的,让渴望看到新想法的人在这里得到共鸣,就再好不过了。
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定了名字叫“有杏书店”,三个书生在杏树下取的,也谐音“有幸”。但是,真的会有人来吗?加二维码只是一个试验,我知道书店是不能够仅靠同情心的。
这个店铺特别小,书也很少,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想尽量让它有一个强烈的主张。
亮着灯的店招。(图/许峥 摄)
比如,那种宏大叙事的、成功学类的书籍,我一本都不会进。有次我去朋友的仓库进书,一个小时过去,发现我只挑出100本,才突然想起我不是读者在买书,而是要开书店,所以放宽标准又挑一遍。但即便这样,我也还是有严格的限制和视角。
因为独立书店归根到底是一种独立人模式,以独立的人格投入到书店里边,基本上代表着个人的眼光,它就相当于过去说的媒体,总共12个版面,不是特别多,但内容体现着价值观。
如果我把李白、杜甫、苏轼放上去,没有人否认他们是有价值的,只是我更想成为社会观念变动的一部分,所以我打算划出一个女性主义区域,这里不光可以买到上野千鹤子和波伏娃的书。
书架某一格堆放着以女性为主的书籍。(图/许峥 摄)
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摄影师讲的轶事,他曾听见一个男性嘉宾在某个书店如此夸赞诗歌:“你的语言非常朴素,美如处女。”底下有一个女孩子当场站起来:“虽然我早就不是处女,但我知道自己仍然是美的、干净的,而且我们非常讨厌你这样的人。”
传统文化人那种消费女性的语言风格,令书店里的女生、男生都不舒服,结果被指责和拒绝。
这太正常了。
前几天读者群发生争论,其中两个人令我很不喜欢,我直接把他们给删除了,因为我想着,如果这两个人来书店,我也根本不想为他们服务或者端咖啡。这就是独立书店的极端形式。
对一个商业体来说,不应该这样,任何人来消费都必须获得一个什么东西,它永远平等、不区别对待。但是,独立书店多了一个价值观层面的要求,它可以选择拒绝你以及你的消费。
换句话说,独立书店是一个城市里面的小共同体,它有深入交流、紧密联系和相似的价值观。
办的第一场活动是“明亮的对话”。(图/公众号@有杏书店)
大家晚上过来讲讲困惑,一块儿读一本书,谈点前卫的议题,然后白天对这个生活守口如瓶。他们没法对同事说昨晚见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心里清楚这虽是生活的一部分,却很隐秘。
所以,独立书店从来都是远离主流的,如果把媒体更关注的、商业更关注的、政府更关注的定义为主流的话。它只能吸收一部分人,同时,它也是读者正常生活里面一个非主流的部分。
说起来,我们的店址也算是比较边缘的,不在市中心。不过它多出了一块空地,很像小舞台。
店门口的凹形阶梯。(图/许峥 摄)
前几天,两个作家朋友杨早、西闪过来,发现有一个废弃的类似演讲台的东西,就呼哧呼哧把它搬到了所谓的小舞台上面,也没跟我商量,直接站上去致辞,台下除了我什么人都没有。
很快有个路过的大爷也坐那一块儿等着,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后啥也没发生,因为这个致辞是假的。但是,人只要在舞台上放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觉得要发生点什么事了。
仔细想想,说不定能在这儿搞一个“有杏3分钟”呢?我也在等着这个边缘地带的可能性。
成都的理想不悲情
很多朋友不赞成我在这儿开,它比较偏僻,属于二仙桥,网友一般是因为谭警官认识的它。
这是成都房价比较低的片区,人流量不算大,是一个老的工人居住地,以前叫成都机车车辆厂,现在厂子已经搬远了,交通不太方便,我们称它是成都的2.5环,介于二环和三环之间。
成都以前是没有规划什么2.5环的,后来二环和三环中间修了地铁7号线,才慢慢拆迁组装出了一个2.5环,所以,它不是一个被事先规划好的区域,虽然处在三环里边,却还不如三环。
比较之下,太古里、春熙路、玉林才是人流密集的街区。但是,我恰恰想在二仙桥试一试。
玉林的小巷里随处可见露营椅。(图/许峥 摄)
经常在成都做文化活动的朋友们,其实已经筑成了小的圈子,比如经常被媒体报道的“小酒馆”、去年频繁被讨论的“敦壩十日谈”……我想打破这个圈子,不要到头来还是我们这群人。
文化生态本身就是一个边缘的东西,商业才是城市的中心,所以,我们会看到,玉林相对于太古里来说,它的店租普遍不高,但是从一个城市文化内部的角度来看,玉林已经被中心化了。
大家一提到文化的、艺术的事物,就默认要往玉林去,最终这种代表亚文化的地方越来越主流,甚至体制化。所以,我想在不太热闹的地方试试,能不能在真正的边缘区连接到新的人群?
2009年4月份的时候,我围着成都的三环路转了一圈,总共50多公里,大概从傍晚6点半走到第二天早上7点,凌晨三四点还看到那些骑着电瓶车回家的小夫妻,可能是刚刚收工。
当时我感觉到,成都人的时间严格来说是比别的城市更长的,火锅店、烧烤店、小酒吧开得很晚,有很多人大半夜仍然在街上晃荡,而没有人觉得谁是不正常的,整个城市氛围很松散。
成都的夜生活。(图/图虫创意)
我想知道,书店除了对附近的老社区产生作用之外,能不能成为更多成都人一个新的去处?
记得2007年,我经常在酒馆待到凌晨四五点,总有两三桌人还在那儿,要么朗诵俄罗斯诗歌、要么喝多了摔啤酒瓶,非常自由,不管多晚下班都能吃东西,所以,这个城市是有文化生活的。
可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看到很多人穿着西装、皮鞋从地下室出来,坐公交车去海淀区中关村上班,当时觉得很不能接受,难道毕业了还要从地下室开始吗?
我琢磨,文科生要怎么带着藏书去地下室?下了班还要用电炉子煮面?太危险了。我觉得自己一定要离开北京,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都同学给我描绘了他们80块钱4个人有酒有肉的生活。
在成都,即便我是一个报社实习生,也可以租两室一厅的房子,始终拥有专门放书的书房。
这里的理想没有那么悲情。
张丰和合伙人在商量书店的事情。(图/许峥 摄)
有一个地方叫“屋顶上的樱园”,经常放人类学电影,既是餐厅又是书店,屋顶还有个花园,所以,这儿的理想与生活是混合的,如果你通过航拍视角看成都,会发现老房子顶部全是花园。
这种“混合”支撑着成都的文化生态。
比如昨天晚读书店要办分享会,但是刚好撞上它倒闭,要搬走,所以临时换场到一家咖啡馆去,嘉宾的住宿由老板的一个朋友赞助了,餐厅的合伙人因为很喜欢文学,又出钱请了晚饭。
结果这个活动做得非常好,而且里面有好几种力量,开餐馆的、开咖啡店的、某某朋友,基本上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志愿者形态,众筹着钱、经历和才华,这在成都的独立书店里很常见。
像一苇书坊的摄影几乎都不收费,大家的时间相对便宜,完事了还能一块儿吃个火锅、串串。
聊完之后,张丰的朋友递过来一盘西瓜。(图/许峥 摄)
从这个角度看,我辞职离开了媒体之后,才真正成为一个成都人。
以前无论到哪儿,大家都说我是《成都商报》的编辑,在一个主流媒体工作,职业身份总是很重要。辞职之后,我才以真正的个体去接触很多人,发现原来成都最厉害的是生活家,而不是别的。
他们知道今晚去哪儿吃最好、最合适,如果说北京是政治的、上海是经济的,那成都是生活的。
大家都想着为公共文化做点贡献,包括把一家书店撑起来,空瓶子酒吧的老板就很想给我传授怎么售卖生啤,他觉得书店不卖酒很难撑得下去,而人喝了一罐啤酒之后,就很容易想要喝第二罐。
我说啤酒机太贵了,过段时间再看看,他说那没事,我送一个给你。
还没装修完毕的吧台。(图/许峥 摄)
警惕“情怀”,务实挣钱
发第一篇书店的推文时,有人劝我去申请财政补贴,差点就把他删了。
其实,我不赞成很具体的补贴,如果政府说每个书店给最高额度10万元的补贴,那一定有人为了搞到钱而开一家名义上的书店,这不会导致文化的繁荣,反而容易走向文化的变形。
但是,可以有一些更具距离感的支持,比如给予税收上的、房租上的减免,而不是直接拿钱。
前面提到的晚读书店,每个月要交六七千元的房租,实在签不下去了,才撇下还剩两年的合同,重新搬去价格更低的地方;重庆的匿名书店,也是只能租一个1500块钱月租的铺面。
所以,小书店最可悲的地方是,费了很大力气,最终只挣回一个房租。
离开业还有5天。(图/许峥 摄)
实际上,这证明文化不是靠一句什么口号就能活下来的东西,它也成不了多么值钱的资本,书店已经很难匹配上中国过去十年的房地产模式,它更需要读者的买单,而不是粗暴的补贴。
况且,独立书店本身是很难拿到补贴的,光是一套规定条件,就足以让它远离这几万块钱了。
文化的形态就是这样,谁会指望着开一家小书店发财?最理想的状态,顶多是扣掉房租还剩下几千块钱,以普通的工资水平养活自己。如果有杏书店两年后不用我倒贴钱,就算成功了。
我不会说它是个悲观的行业,2020年,院子文化举办了成都独立书店市集,这是一个观察的窗口,三年过去了,那些小书店都没有倒闭。只要不抱太高的期望,它们都能务实地活下去。
而且从数量上看,独立书店是增加的,各种主张、各种模式,来市集的读者多到几乎要限流,读本屋在那两天卖了将近2万块钱的书,很厉害,意味着以支持的态度去消费的人非常多。
成都独立书店市集上的人们。(图/张丰供图)
反过来讲,读书人不是非得在独立书店买书的,他知道网上更划算,我们始终要记住这一点。
“情怀”是很好的做事基础,但不能拿它当卖点,习惯性地利用它,读者掏300块钱办会员当然令人欣慰,不过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家本质上支持的是公共价值,它不该有欺骗性。
像那种仅仅是创造一个奇观的做法,堆砌假书墙,以肤浅的场景收获一堆照片,有什么意义?
所以,“情怀”得有事实依据,比如为城市公共生活发声,或者深入地做一些读书会,以此来回报善意。上周很多人来“明亮的对话”,我意识到情怀是存在的,要做到配得上别人的关注。
为各种文化活动储备的椅子。(图/许峥 摄)
2002年,我从青岛考到北京读研究生,发现新的观念、新的探索几乎都能在学校对面的盛世情书店里找到,当时把不多的钱都拿了出来,以一种恶补的状态来读那里最难的理论书籍。
那会儿感觉到,盛世情书店生意非常好,收银系统不断打小票,机器很忙、很响,始终处于一个社会知识领域更新的节奏中,提供着最新的出版物,对我来说,它比图书馆重要很多倍。
就在它倒闭前一年,我回北师大发现书店原址已经给地产中介了,它要搬到地下室去,店里几乎没什么顾客,老板还在,穿着白色短袖。当时已经多年没见,我作为读者觉得很感谢他。
2010年左右,很多报道的关键词都写着“书店已死”,行业就像垮了一样,北京的盛世情、风入松都关门了,但是我知道,书店对一小部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2018年的盛世情书店。(图/北师大赵勇 摄)
我在一个高考很厉害的县城长大,郸城一高每年能教出几十个清华、北大的学生,但留在县城教高中语文的朋友告诉我,他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办真正的教育,一个是开一家独立书店。
因为这样会考试的地方,至今没有一家除了新华书店以外的个体户书店。
只有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郸城县有过一个短暂营业的小书店,老板知道我没钱,借给我很多外国文学名著,嘱咐说可以带回学校看,但是记住,爱护书籍,不要折,不要弄得很脏。
20多年过去了,我次次回老家都去看他,而且心里开书店的念头逐渐强烈。
校对: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