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风

全国人口大盘见顶，大城市人口仍在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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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特大城市，迎来大扩容。

日前，住建部发布最新统计年鉴，透露各地2022年城区人口数据。

数据显示，武汉、杭州、东莞三地城区人口突破1000万人，集体跻身超大城市之列，自此全国超大城市俱乐部扩容到10席。

在此之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天津早已晋级。

同时，苏州、合肥城区人口双双突破500万人，正式跻身特大城市之列，与南京、济南、青岛、西安等城市位列同一梯队。

何为超大特大城市？为何一些总人口超过千万的地市，不在其列？

根据国民经略创始人凯风新书《中国城市大变局》分析，一个城市的规模等级，看的不是全市常住人口，也不是户籍人口，而是城区人口。

根据国家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为超大城市，500-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300-500万的为I型大城市，100万-300万的为II型大城市，100万以下为中小城市。

城区人口，顾名思义，只包括城区，庞大的镇区及乡村并不涵盖在内，与国际城市接轨。

究其原因，我国的城市，更多是行政区划的概念，既有“城”的部分，也不乏大量县域和乡村。

有的城市面积动辄上万乃至数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000万人，在国际上俨然相当于一个省或州的规模，远远超出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范畴。

所以，在界定城市规模等级时，不以常住人口作为依据，而是代之以相对严格的城区人口，这样方能避免因城市不断合并、扩容带来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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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特大城市，最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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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谁是超大特大城市，仍旧存在争议。

关于超大特大城市，坊间共有两个版本，口径不同，入围城市也存在一定差异。

一个是国家统计局，2021年9月在《求是》杂志发布的21个超大特大城市名单。

根据这份名单，我国共有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其中，佛山、昆明、大连、哈尔滨位列其中。

这一数据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而来，统计时点为2020年11月1日。

人口普查数据显然更加权威，但如今已经过去了3年左右，全国人口流动方向出现了明显变化，导致数据存在一定滞后。

另一个是住建部统计年鉴，最新数据是2022年，只公布了城区人口数据，并未明确哪些城市属于超大特大城市。

住建部年鉴有两个统计口径，一是城区人口，二是城区暂住人口，两者相加，才与真实的城区总人口相匹配。

而国家超大特大城市的划分，是以城区常住人口作为界定，而目前并没有与之精准对应的指标，一般以城区总人口作为替代。

以此来看，全国超大特大城市只有19个，超大城市虽然扩容到10个之多，但特大城市仅剩9个。

其中，苏州、合肥成功晋级特大城市，但4城“消失”。

佛山不见踪影，而昆明、大连、哈尔滨因城区人口不足500万，而回到了I型大城市之列。

如果是因为人口流动导致的变化，倒还容易理解。

问题在于，佛山常住人口已经逼近千万大关，城镇化率超过90%，远超中西部强省会。

但在统计年鉴里佛山城区人口只有200万人，甚至不及邯郸、潍坊、淄博等普通地市，只是II型大城市，显然不符合常识。

同样难以理解的是，在国家统计局七普数据里，西安2020年城区人口高达928万，但到了住建部2022年年鉴，西安城区人口只有770万，也不是人口流动所能解释。

此外，部分城市在统计上的城区暂住人口为0，而部分城市城区人口与城区暂住人口之和，甚至超过了常住人口，恐怕都存在疑问。

显然，统计口径存在差异，而由于城区界定存在模糊地带，加上暂住人口难以精准统计，导致不同数据存在一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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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究竟有多少个超大特大城市？

不妨把国家统计局数据与住建部数据结合来看，才有助于真正看清超大特大城市的全貌。

关于超大城市，争议或许不大。

北上广深成渝津等7城可谓毫无悬念，而武汉、东莞、杭州等地的晋级也能得到其他数据的佐证。

不过，在住建部年鉴中，东莞城区人口为1084万人，而其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为1043万人，城区人口超过常住人口，数据口径存在疑问。

对于特大城市，则存在一定争议。

苏州、合肥的晋级，或许没有疑问。毕竟即使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单是统计口径的变化，都能将两城推向特大城市之列。

哈尔滨、昆明、大连从特大城市回到I型大城市，仍旧存在争议，几大城市城区人口在500万左右浮动，上上下下或许也正常。

最大的悬念在于佛山。根据七普数据，佛山城区人口达到854万人， 即使这几年因为疫情导致人口流失，无论如何，都不会跌出以500万为基准的特大城市之外。

因此，综合国家统计局和住建部统计年鉴数据，我国的超大城市应有9-10个，特大城市超过10个，整体超过20个。

当然，无论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只要人口规模大致接近这一门槛，或者城市地位极其重要，在国家战略里，都被当做同能级的城市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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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超大特大城市有什么好处？

根据国民经略创始人凯风新书《中国城市大变局》分析，我国城市有行政级别之分，也有城镇体系层级之别，同样也有城市规模差异，再加上经济实力之别，由此共同决定了城市能级。

超大特大城市，取决于城区人口，代表的的不只是人口能级，更涉及土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配置，乃至国家战略的倾斜。

其一，几乎所有的国家战略，都会重点向高能级城市倾斜，超大特大城市往往是绕不开的存在。

最近的力证是城中村改造。前不久召开的重要会议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这让人想起七八年前声势浩大的棚户区改造，当时是全国上下都在推进，并无城市限制，而这一次新政，却都落在了超大特大城市身上。

其二，城区人口规模，也是地铁建设绕不开的门槛。

根据规定，申报地铁建设需要满足3个条件：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3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亿元以上，市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

市区人口与城区人口有一定差异，但相对接近。

许多城市之所以止步于地铁俱乐部，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区人口不足，没有足够多的人流作为承载，地铁的经济性就无从谈起。

其三，超大特大城市历来都是政策关注重点，既有可能被赋予重任，也有可能成为政策收缩首当其冲的对象。

去年底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中心城市规模无序扩张。

而《人民日报》不久前也就曾刊发《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超大特大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显然，超大特大城市，不能再随意扩张，无论撤县设区还是城市合并，都已受到明显限制。

说是限制，其实也是倒逼超大特大城市率先转型，而产业升级、都市圈同城化、城市群一体化，则是大势所趋。

总之，超大特大并非无关紧要，而是关乎城市能级，关乎国家战略倾斜和转移，关乎一系列实质性的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