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伯特·卡普兰，翻译/陈佳芮 校对/郭涵】

帝国的历史总是令人困惑。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帝国总是与欧洲对发展中世界大片土地的统治相关联，这永远玷污了西方的声誉。但帝国也采取过许多非西方的形式，尤其是在中东。

从七世纪大马士革的倭马亚（Umayyad）王朝开始，一系列穆斯林哈里发在偌大的领土上建立了统治，有时甚至横跨地中海。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和阿曼苏丹国相继建立王朝，奥斯曼帝国将其统治扩展到巴尔干半岛，阿曼苏丹国则在19世纪把领土从波斯湾扩张到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以及穆斯林化的东非地区。只有在帝国历史的晚期，欧洲人才成为这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个中东地区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帝国统治，这阻碍他们发展出类似欧洲的民族国家形式，也是中东地区缺乏稳定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对许多中东地区的政权来说，如何以最低限度的强制力量来维持合理程度的秩序，这样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无论这在当代人眼中多么令人不安，中东地区数十年来陷入暴力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该地区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缺乏任何由帝国提供的秩序。西式民主至今未能扎根，哪怕是在突尼斯等一度显现出希望的国家，这一事实凸显出帝国统治在中东遗留的破坏性影响。帝国统治给中东提供了一种令人生厌却持久的秩序维护方案，并阻碍其它方案在这里扎根。

一个令人沮丧但又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从古至今，帝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主宰着世界历史（尤其是中东历史）。因为至少相对其它统治形式而言，它们提供了最实用、最明显的政治和地理组织手段。帝国可能会留下混乱，但它们也曾作为解决混乱的方案而崛起。

反映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的画作

失序

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延续数世纪之久的“黄金时代”都与帝国息息相关。这段历史主要是围绕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统治，但也包括法蒂玛王朝和哈夫斯王朝。蒙古帝国的残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它主要征服与灭亡的都是其它帝国：阿拔斯王朝、花剌子模帝国、保加利亚帝国、宋帝国等等。横跨中东与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中欧的哈布斯堡帝国都遵循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开明的价值观，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提供庇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并不是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完全统治该地区的时期，而是土耳其青年民族主义分子正在取代帝国的时期。与更具包容性的多民族帝国主义相比，单一民族国家形成的民族主义往往对少数民族更加残忍。

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拉克的中东地区长达400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解体。1862年，奥斯曼帝国外交大臣阿里·帕夏（Ali Pasha）在一封信中发出了带有预言性质的警告：如果奥斯曼人被迫屈服于“民族愿景”，他们“将需要经历一个世纪的腥风血雨才能勉强稳定住局势”。事实上，在奥斯曼帝国灭亡100多年后，中东地区仍未找到一个足以取代奥斯曼帝国所提供的秩序的国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与法国通过帝国命令委任的当局统治着从黎巴嫩到伊拉克的黎凡特和新月沃土地区。冷战期间，在争夺权力格局、扩大对中东政权的影响力方面，美国和苏联都奉行了帝国主义政策。美国与以色列、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君主国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苏联则支持阿尔及利亚、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南也门以及其他认同或同情莫斯科共产主义路线的国家。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尤其是自2003年伊拉克遭到入侵以来，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和军事投射能力不断减弱。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并不存在某种帝国统治形式，中东地区逐渐进入了一个动荡时期，国家政权纷纷倒台或陷入不稳定：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等。也就是说，“阿拉伯之春”不仅表明了当地民众对民主的渴望，也体现了他们对老旧且腐败的独裁统治的反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帝国统治影响，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往往会表现出“某种分裂解体的趋向”，阿拉伯主义者蒂姆·麦金托什-史密斯（Tim Mackintosh-Smith）如是写道。

负面影响

认为帝国给中东带来了些许秩序和稳定的观点，与许多当代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的观点背道而驰。根据共识，造成中东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民主，而不是帝国统治。这一立场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许多国家对现代欧洲殖民主义时期的痛苦经历依然记忆犹新，学者和记者们仍对英法和其他欧洲列强在中东、非洲与其他地区犯下的罪行耿耿于怀。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殖民主义赎罪和修正主义的时代，欧洲列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恶劣行径自然会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超越这些劣行的同时，又不将其淡化。

这并非要暗示欧洲列强在中东的行为是无辜的，恰恰相反。今天，中东最不稳定的地区就是那些被欧洲殖民主义打上最鲜明烙印的地区。以黎凡特为例，该地区的全部边界都是英国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为生造出来的。因此，现代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界线未能反映长期以来，在没有硬性领土划分条件下依然运作良好的传统社会的性质。英法的帝国主义者试图将秩序强加给这片部分由毫无生气的沙漠所组成的土地，于是现代国家分割了本应保持完整的地区。正如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东问题专家埃利·凯杜里（Elie Kedourie）幽默地指出：“除了在过去不存在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之外，‘边界’还能有什么用处呢？”

事实上，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在叙利亚，特别是伊拉克的暴虐的复兴党国家，都是欧洲帝国一手造成的。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结果是带去了混乱；美国在2011年没有干预叙利亚，结果同样是产生混乱。尽管许多人将这两个国家发生的一切归咎于美国的政策，但两国所经历的背后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复兴党的遗产。复兴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东阵营社会主义形式的致命结合，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洲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期，由大马士革的两名中产阶级代表（一名基督徒，另一名穆斯林）所构思出来：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和萨拉赫丁·比塔尔（Salah al-Din Bitar）。不仅仅是殖民主义，欧洲在二十世纪初的危险意识形态也导致中东成为全球各地最不稳定的地区。

自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中东所经历的悲剧既与西方同该地区的互动过程有关，也与中东自身有关。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可算得上是现代最伟大的中东编年史学家。他曾写道，伊斯兰世界通过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所表现出的“根深蒂固的不满与分裂”，归根结底源于他们在边缘地带与具有威胁性的工业与后工业世界进行了深入接触后做出的反应。西方帝国主义自然也是这种接触的副产品。

当然，欧洲和美国本无意导致这种反应。但是西方在思想和技术领域具有压倒性优势，强制性地在原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推行现代化，这无疑会放大帝国主义的负面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植根于现代西方的思想，影响了生活在中东和欧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并为叙利亚的两代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为代表的政权提供了蓝图。对这些支离破碎的国家进行解剖，不仅会发现来自当地的病原体，还会发现西方的病原体。帝国曾经稳定了中东，但后来又间接地破坏了它的稳定。

请看叙利亚的情况。从1946年到1970年，叙利亚经历了21次政府更迭，几乎每一次都违反宪法，其中包括10次军事政变。1970年11月，复兴党政府中的空军将领、来自伊斯兰教阿拉维派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通过一场平静而不流血的政变（他称之为 "纠正运动"）掌握了政权。阿萨德的执政一直持续到30年后他自然去世。

前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1930-2000）

事实证明，老阿萨德是现代中东地区最具历史意义、也可能是最被低估的人物之一，他将一个事实上的“香蕉共和国”、一个阿拉伯世界最不稳定的国家，改造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警察国家”。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相比，老阿萨德的统治没有那么血腥与充满压迫。即便如此，他有时候也不得不依靠野蛮手段来维持秩序。1982年，为了镇压逊尼派穆斯林极端分子发起的暴力反抗活动，老阿萨德政权在哈马城杀害了约2万人。镇压行动是残酷却有效的。为了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老阿萨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他在让叙利亚实现稳定方面充其量只能算勉强合格。这便是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留下的遗产。

或者看看利比亚，这个国家由本质上毫无关联的地区拼凑而成，除了共同的殖民历史之外，缺乏任何历史凝聚力。利比亚西部被称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是一个族群更加多元的地方，历史上深受迦太基和突尼斯的影响。在另一边，利比亚东部（或称昔兰尼加）则比较保守，历史上一直向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权力中心靠拢。介于两地之间的沙漠，包括南部的费赞，只有基于部族和次区域的身份认同。虽然奥斯曼人承认所有这些独立的族群单元，但意大利殖民者仍在二十世纪初将他们整合成了一个单一国家。

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建立充斥着人为捏造的痕迹，正如叙利亚和伊拉克一样，如果不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往往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治理。2011年，当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被推翻，也就是意大利接管利比亚整整100年之后，这个国家就这样解体了。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一样，利比亚的命运揭示了欧洲帝国主义造成的后果有多么致命。

君主至尊

相比之下，埃及、突尼斯这类在欧洲殖民主义或伊斯兰教到来前就存在的国家，日子要好过得多。以突尼斯为例，经历了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的统治后，突尼斯拥有独特的前伊斯兰时代身份认同。这些帝国的统治可能毫无生气、充满压迫，但它们提供的秩序却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些制度不再那么蛮横。然而，即便是突尼斯，也在自2010年由这个国家亲手点燃的“阿拉伯之春”抗议潮中苦苦挣扎。虽然中央政府对各省和边境地区的控制不断削弱，突尼斯的首都与部分大城市仍在勇敢却蹒跚地坚持着民主之路，直到去年在总统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的领导下重新陷入专制。

尽管如此，突尼斯仍然是中东地区最有希望的民主试验“典范”。这只能说明，在中东地区照搬西方、建立基于非强制性秩序的政治蓝图有多么困难。作为欧洲帝国主义的衍生品，现代化的专制制度取代了民主，提供了应对无政府主义幽灵的最佳方案。

《纽约时报》报道“阿拉伯之春”十周年时使用的标题：“当革命理想变成政治混乱与经济萧条。”

中东地区压迫程度最低的政权，一直是约旦、摩洛哥和阿曼的传统君主制。由于他们世代相传、来之不易的历史合法性，尽管其政权形式是专制的，却能以最低程度的残忍手段实现有效治理。中东的霍布斯主义实验室证明，与帝国统治一样，君主制也是那里最自然的政府形式。例如，阿曼数十年来一直推行绝对的王权独裁统治，但也出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主义政策，并保证适度的个人自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证明了世界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为邪恶的独裁政权与堪称典范的民主政体，在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带。驻外记者大体上能理解这一点，但纽约与华盛顿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们却不甚了解。

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的酋长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在那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社会契约。统治者提供称职的、可预测的政府治理，平稳的权力交接，让民众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作为交换，民众不会挑战统治者的权力。当然，石油带来的财富对于实现这一点功不可没。但是，海湾地区的统治者也表现出了一种头脑冷静、马基雅维利式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并非简单的道德败坏，而是不存在道德层面是非对错的考量。在海湾统治者看来，“阿拉伯之春”期间多次试图推行民主所导致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表明，西方谈不上有什么可堪传授的经验。

尊严，而非民主

当然，以上并非故事的全部。即使没有沿着笔直的方向前进，中东地区仍在向前发展。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数字技术让等级制度扁平化，民众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对当权者的敬畏越来越少，要求问责的呼声越来越多。如今独裁者们对公众意见的重视程度，是他们过去在波斯湾和其他地方从未有过的。

与此同时，尽管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海上帝国帮助中东在近代早期与现代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互动的强度正令中东地区不堪重负。中东的未来将与西方以及全球化的众多支流产生更加紧密的融合，最终有可能为该地区带来政治上的变革。然而，正是由于中东早在伊斯兰教诞生前就进入了帝国时代，并且持续了如此之久，任何人都不应指望这一不稳定的后帝国时代将迅速落幕。毕竟，在政治的世界中，没有比对秩序的追求更加永恒的事情。

目前，中东地区与帝国的纠缠还没有完全结束。美国虽然因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影响力下滑，但在安全和军力部署方面仍是最主要的外部力量。其海空基地环绕着从西北部的希腊、东南部的阿曼到西南部的吉布提之间，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了一条从波斯湾出发，直达中国西部的能源运输网络，途经巴基斯坦西南端、采用了最先进码头设备的港口。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军事基地，正考虑在苏丹港和伊朗-巴基斯坦边境的吉瓦尼（Jiwani）建立类似的基地。此外，中国政府一直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沿岸投资数百亿美元，建设工业和物流中心，并在沙特与伊朗同时投资基础设施及其他项目。

美国和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或委任统治地。他们不统治本国国界以外的民众，但他们在中东确实拥有切身利益。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这些利益需要的是稳定，而非战争，尤其是当中国的投资正让中国经济更深度地融入到中东经济的内部运作中时。最近，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重新恢复了正式的双边关系。而拜登政府对此事的公开回应表明，帝国，或者说一种更松散形式的帝国，依然有可能帮助稳定中东局势。

今年8月，伊朗外交部长时隔七年首次访问沙特

随着地区局势的相对稳定，中东各国政权可能会有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内部管控，使国内的社会更具创新精神，能够在一个联系更加紧密、日益紧缩的全球经济中生存下来。例如，沙特政权尽管有糟糕的人权记录，但一直在稳步开放社会，放松对妇女权益的限制，让她们加入劳动力大军。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密切关注这一进程，它可以为一个更具灵活性的政权与抵制政治化的伊斯兰教提供范例。

记者罗伯特·沃斯（Robert Worth）多年来为《纽约时报》深入报道阿拉伯世界新闻。他曾写道，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阿拉伯人最终想要的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卡拉马（karama），即尊严：一个国家，无论民主与否，都应当“使其子民免遭屈辱和绝望”。无论是奥斯曼还是欧洲的版本，帝国都曾给中东地区提供稳定，但几乎没有带来尊严；无政府状态则两者皆不能提供。以摩洛哥和阿曼的本土传统君主制为范式，通过改革实现更大程度的协商治理，可以开辟一条中间道路。中东继续向前演进的最大希望可能就在这个方向上，尽管它不一定会遵循西方的剧本。

（原文于8月8日发布在“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帝国后的秩序——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Order After Empire: The Roots of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本文摘自作者今年8月出版的新书：《时间织机：帝国与无政府状态之间，从地中海到中国》 The Loom of Time: Between Empire and Anarchy,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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