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婷】
在传统产业中，服装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传统支柱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也是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这一产业的有序产业转型升级十分重要。
对于服装产业而言，进入到小单快反时代后，数字化成为一种必然要求。服装产业的数字化，催生了一种针对最广大消费群体的数字化需求和能力，构成数字化服务的基本市场，也成为了数字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的孵化场。
近期，笔者所在研究团队通过和服装产业不同主体的访谈了解到，渐进数字化构成了当前服装产业数字化的主要特点或者模式。
一、小单快反时代的服装产业数字化
小单快反时代的一个关键变革是，服装产业运行经历了从以产定销向以销订产模式的转变，推进产业组织从主要依靠社会化机制向主要依靠数字化机制转变，是推动服装产业数字化的主要力量。
传统的服装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一）以产定销模式：社会化协同机制主导
以销定产模式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大致是：高端大牌设计师提前设计出不同季节的款式并发布。中低端大众品牌则根据流行趋势设计出不跳脱大牌框架的多元化产品，然后开始制定生产计划，或者将订单发出去给供应商，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一般为一个月到半年不等）完成订单。等到生产完成，在各大市场和平台陈列给消费者，消费者在其中做选择。
因为无法预测爆款，所以大多数产品都需要大规模生产，以确保成为爆款的产品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每一个单品的大规模生产，又限制了每季可以生产的产品款式、颜色等。在有限的选择中，那些被大多数消费者选择或者在销售者成功营销策略主导下被销售的产品成为爆款，其他很多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没有办法成为爆款，其结果是要么长期库存，要么被降价处理。
以产定销模式下，在利益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社会化机制，即企业内部信息的处理和关系治理，企业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建立和高质量维持（相互入股、人情往来等），成为了这个产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合作效率和产业组织化程度，降低不确定性的关键机制。
社会化机制，作为一种产业协同方式，在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在企业内部，企业管理主要依托于以利益协调实现为目标的关系治理。在制衣厂，企业管理者会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提升利益一致性，和客户、主要供应商搞好关系，提升订单和生产的稳定性。在印染厂，则需要高度重视有经验的印染师傅，尽可能提升印染成功率。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特定产业集群内部或者特定区域内不同企业主体的社会交往非常紧密，构成一个半熟人社会。
只是，社会化协同机制，并不能够改变以产定销模式不确定性极强的现实。因为社会化机制主要局限于管理者信息的有限掌控和管理能力的差异性、不可复制性，局限于特定区域内个体之前的社会交往和关系维系。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消费者信息黑箱很难被打开。
（二）以销定产：数字化协同机制主导
进入互联网时代，不断成熟的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上用户越来越多，消费者需求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大数据算法的不断发展，客户信息抓取、数据分析和需求引导能力不断提升，消费者需求黑箱有了被打开的可能，为以销定产提供了基础。依托数字化，识别并动态回应消费者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的能力，成为了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为了提升这一能力，在通过平台获取消费者信息之后，企业还会依托数字化机制，对需求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实现对消费者需求更为精准的回应。
具体过程如下：企业在获取消费者需求之后，服装数字化和人体的数字化为服装设计数字化提供了可能性，短期内设计出的款式也快速增加，回应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得以依托设计数字化快速在平台上陈列，产品进入到预售和测试阶段。通过预售和测试，相应的反馈信息收集，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订单进一步被筛选出来。这些需求被确定之后，也并不会促成太大规模的生产，而是根据需求的非均质增长进行小规模地动态跟进。
其中的主要变化是，销售在前，生产在后，生产跟进要求高，生产周期缩短。交货期从25天转变为7-8天，希音最为典型，据希音的一位顶级供应商透露，自己从收到订单、面料到将成衣送至其仓库只需要5天：面料制作1天，裁剪、车缝和收尾3天，二次工艺（绣花和印花）1天。如果遇到爆款追加订单，希音的供应商还可以做得更快。订单也从原来的大规模少款式的订单变成小规模多款式的订单（从1-2个款每个款上万件到十几个款，每个款只有百千件，一些企业一条生产线要生产十几个款）。
小规模订单的快速生产，对柔性生产能力、产品生产周期的压缩提出了更高要求。依托供应链管理的数字化系统，提高生产的精度，减少返工的需要，提高不同环节的可视性和可控性，以确保销售和生产能够强联动和强协同，也成为了产业协同的刚性需求。
在以销定产模式下，数字化的关键作用是提高销售的确定性，实现制造爆款的能力提升，基于此不断提升企业生产的确定性、弹性生产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降低库存和浪费，提升整个产业的灵活性和协同性。
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系统 图片来源：数商云
二、渐进数字化的实践内涵
数字化协同机制，在小单快反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数字化协同机制会完全替代社会化机制；服装产业在解决就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推进数字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从操作层面看，数字化作为一种趋势，也并非一蹴而就的。在以上这些层面，服装产业的数字化，是一种渐进的数字化。
（一）不同规模企业协同推动下的渐进数字化
在服装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由于不同规模企业数字化的动力和能力不同。其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往往有限，因此小微企业往往是在完成数字化的头部企业的组织下，以社会化协同的方式参与到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进程中。因此，在产业数字化的推进过程中，数字化协同机制和社会化协同机制往往是共同发挥作用的。这构成产业渐进数字化的重要内容。
这一点，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龙头企业依托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系统来管理少数头部企业，而少数头部企业或者中等规模企业通过社会化协同的方式来实现和小微企业的协同，以成本可控的方式实现弹性供应和快速反应。在这些小微企业的托举下，头部企业的渐进数字化得以实现。
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供应链整合的主体来看，是因为数字化协同的能力和空间有限。为了提升弹性生产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龙头企业会尽可能地将扶持企业提升数字化能力，并将其纳入到数字化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中。问题是其能够直接扶持和管理的供应商是有限的。以安踏为例，安踏的供应商有几百家的企业，但是真正上到供应链管理平台上的只有80家。三福也是只管理十几家头部企业，但实际上相关的供应商有成百上千家。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服装产业以小微企业为主，甚至还存在大量个体户。以园洲镇为例，园洲镇制衣及配套企业共527家（有限公司210家，个体户317家），大量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和动力有限。一些龙头企业缺少符合条件的供应商。
另一方面，龙头企业扶持供应商数字化，管理供应商的能力相对有限，尤其是在面对大量小微企业时。这与服装产业具有附加值低、门槛低、行业竞争内卷、劳动力密集等特点，大量小微企业可以依托灵活用工，降低劳动力成本，成本领先优势占有一定市场有很大的关系。
从主要供应商的角度看，是因为其不得不组织大量小微企业，来确保自身的规模优势，提升柔性生产能力，以确保在利润较低的情况下能够盈利，同时维持自身在龙头企业供应链中的地位。
数字化车间
在小单快反时代，行业面临重新洗牌，再加上经济下行，价格战愈发激烈。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来看，希音等龙头企业，依托市场占有能力不断扩大而在产业链上的议价能力不断提升，其结果是供应商利润的不断压缩。我们访谈到的供应商反映，利润只有3.5到5个点。在利润较低的情况下，对于供应商而言，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和龙头企业长期合作和订单规模的维持，甚至跻身更高层级的供应商（希音的供应商被分为S、A、B、C、D五个等级）。这个过程中，供应商不断成长，必然会催生出一批竞争力不断增强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供应商。
问题是在供应商成长的过程中，其面临诸多挑战：利润较低且经济下行，通过增设备实现扩产能的成本太高，而且订单不稳定，增投设备很可能会陷入到产能不足的境况。供应商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订单逐渐向几个龙头企业集聚，对单个龙头企业过于依赖会增加风险。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一些供应商采取了如下方式：协同和组织多个派生工厂。一个年产值1.2个亿的制衣老板，作为某跨境电商的重要供应商，每年为后者供应的货款达到5000多万。他还给其他两个大的龙头企业供货，以实现风险控制。为了解决临时增加的订单，他以投资购买设备的方式，或者直接入股的方式支持了四个派生工厂。这四个派生工厂主要承接该供销商无法消化的订单。
除了投资以外，为派生工厂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经常与派生工厂的老板互动，以提高这些派生工厂和自身的协同能力，保障生产质量。这一方式的好处在于，派生工厂的存在，提升了供应商的弹性生产能力，而且作为经营主体，承担了主要的扩产能成本和管理成本，也成为了该供应商的风险共担者。为了维持这些企业的有序运行，供应商也会让渡部分利益。
在广东，这些派生工厂，很多是个体户或者家庭作坊，往往分布在城中村。生产空间成本低，而且能够根据生产的需要，随时叫到长期聚集在城中村的灵活就业或非正式就业的人员（很多城中村都有临工群），生产成本优势和灵活生产能力都较强。因为单个供应商组织的派生工厂有限，组织成本较低，协同生产难度不大，因此没有纳入数字化管理系统，对整个供应链快反能力的影响并不大。
主要供应商组织派生工厂的协同生产和弹性供应方式，实际上是传统的供应协同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补偿方式，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渡阶段，在经济下行期，这些派生工厂以及相应的协同方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派生工厂本身数字化空间和能力有限，作为托举主要供应商提升竞争力，包括数字化能力的积极力量，使得具有竞争力的供应商的渐进数字化得以可能。
（二）服装产业的就业功能及其渐进数字化
小微企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托举大中型企业数字化方面，还体现在就业方面。2022年广东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为2500多家，平均用工人数45.25万人。2022年，江苏省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1594户，服装从业人员30.8万。
实际上，如果将小微企业纳入统计，其就业功能更加凸显。截至2021年底,虎门有服装服饰生产企业31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40个专业市场、1.5万经营户，年销售额超830亿元。一个位于海珠区康鹭片区的“制衣村”，约一平方公里土地内有制衣厂、仓储企业5200多家，聚集超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一些家庭小作坊，因为就在家庭内完成生产，吸纳了大量半劳动力和边缘劳动力，比如在家带孩子的宝妈和老人，甚至是一些退出家庭再生产的高龄老人。
店铺老板承接旁边服装家庭作坊的简单业务
服装产业的就业功能，远不止于此。服装产业的集聚，带来大量人口的集聚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以服装产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构成了城市人口流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商业生态维持活力的重要来源。他们所支撑的相对集聚、低成本且丰富多彩的商业服务，是留住产业工人的重要前提，也为产业工人低生活成本提供了保障。
数字化以及智能化的推行，正在不断压缩服装产业的劳动力消化能力和空间。但是对于我国这一人口大国而言，这一过程的推进需要充分考虑到其就业功能。服装等产业工人集聚所孵化出来的商业生态，也不容忽视。这些都一进步强化了服装产业渐进数字化的内涵和必要性。
（二）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渐进数字化
从操作层面看，渐进数字化的内涵还体现在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层面。印染行业的数字化滞后，比较突出。在印染行业，大部分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方式，产品质量不稳定，交货慢，导致整个产业链的快反能力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产业升级转型的质量。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印染企业的生产成本攀升。数字化是有成本的，一个企业的数字化，意味着成百上千万的投入。问题是，印染企业经历环保治理冲击的时间并不长，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降低了其数字化的动力，也弱化了其数字化的能力。以Y镇的服装企业为例，该镇在2016年经历了X污染事件，大部分印染企业被清理，只留下少部分有排污证、规模较大的企业，而且这些企业被要求进园区，更新、升级环保设备，需要进行大量投入。
此外，进入到产业园区，企业的生产成本高企。东莞的A企业（印染企业）反映，该企业年产量为1246吨，年产值仅为5000万左右，而合规成本费用为1425700元，包括安全咨询117856.33元，污水处理费980000元等，折算下来1100元一吨。此外，因为园区厂房有限，厂房租金达到38元每方。
其二，印染企业数量少。一方面，印染企业的产量非常大，单个企业的产能大，再加上环保整治之后大量企业停产，到时整个印染产业的企业数量小。据企业反映，整个东莞的印染企业只有十几家，佛山也只有几十家。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化服务具有专门性和针对性，特定专门市场的规模必然会影响到数字化服务企业的投资动力，而印染企业的数量少，相应的数字化服务市场小，数字化服务发展会相对滞后。
其三，印染工序复杂，不确定性强，标准化和数字化难度大。印染行业的工序非常多，包括配缸→理布、翻布、缝接→前处理→染色→皂煮、还原清洗→脱水→理布、湿扩幅→烘干→验布→剖幅→柔软→定形→包装等多个环节。单个环节本身也十分复杂，以染色为例，燃料和助剂的选择、温度、水位等的控制，都会影响到“染色成功率”，这给数字化带来巨大的挑战。
印染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难度较大
从需求端来说，虽然数字化可以提高染色成功率，但是因为数字化难度大，投入相对较大，导致大量企业数字化的能力不足；从供给端来说，数字化服务往往是“一业一案”，甚至是“一厂一案”，在完成标杆工厂打造的同时，提升能力和扩大市场，但是为印染厂提供专门数字化方案难度较大，再加上这一市场相对较小，其数字化服务供给也会相对滞后。
其四，印染企业的迭代慢，设备落后，数字化的成本高。印染企业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印染企业的转型难度大。据提供数字化服务的企业反映，不少印染企业的设备是2010年以前的，非常落后，需要更换设备才能够接入数字化生产系统，这增加了数字化的成本，也降低了企业数字化动力。
在实践中，为了解决印染企业的数字化困境，产业链上其他主体正在发力。一些布商正在试图通过加大投资和聘请专业的程序员、职业经理人成立印染数字化的“试验型公司”，来推动印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从数字化服务供给端看，为印染企业数字化提供的专门方案也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三）企业内部不同环节的渐进数字化
在企业内部，数字化的过程也具有明显的渐进特点。一些企业反映，他们的数字化开启时间较早，一开始主要是在办公管理和财务管理环节，最后才涉及生产类的数字化改造。整个实践跨度较长，从1997年到2017年。主要原因在于：
在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数字化需求存在差异。初始阶段，企业的数字化需求往往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数字化工具。随着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即不同环节都完成了数字化，那么企业的数字化需求就变成了数字化系统，即将企业内部不同环节进行系统化管理的数字化方案，并配备相应的设备。在实践中，因为不同环节数字化的工具不同，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的过程中，就需要建立一些能够实现不同工具对接的方案，也增加了数字化的难度。
此外，生产环节的数字化改造最为复杂，投入较大。一方面，生产环节涉及到整个企业不同环节和不同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必然会要改变原有管理模式，会触及到既得利益。数字化程度越深，触及既得利益，遭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也会成为数字化推进的阻碍。
生产类数字化，还涉及到一线的生产工人，服装产业这一类群体的数字化运用能力相对较差。对于企业而言，不仅需要不断调试数字化管理系统，使其操作尽量简便化，还需要不断培训一线工人，提升其运用数字化工具和系统的能力。这个过程往往是缓慢的。
三、完善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逻辑
（一）政策思路的偏差
渐进数字化，体现的是服装产业数字化的实践特性。不同地区企业的数量、经营产品、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处于渐进数字化的不同阶段，数字化的需求也会不同。这意味着在推进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在一般性的标准和指标指引下，还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产业升级方案。但是从实践来看，政策制定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数字化推进的指标化和行政化。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数字化的推进都被操作为特定的指标。比如《B省纺织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指引》规定，产业数字化的目标为全行业两化融合水平达到60%以上，规模以上企业达到70%以上，培育一批5G全连接工厂、智能制造示范园区和示范工厂及优秀应用场景。并且将这一目标操作化为一些具体指标，如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90%，生产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达到70%。这些指标也构成地方推进数字化的主要目标，会导致市县区政府在推进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主要关注指标，而不关系区域内服装产业的具体的数字化需求和难点。
在地市一级，推进服装产业数字化工作，被整合到所有产业的数字化中，以量化指标和行政化的方式推进。地市一级及其以下的政府，大部分都没有制定专门针对服装产业的方案。《D市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只是将纺织服装纳入到整体的数字化方案中，明确数字化转型任务（量化指标）后，将年度工作任务分解至各镇街（园区），加强对镇街（园区）工信工作的督办考核。比如《2023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任务分解表》规定了每个镇街规上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的数量。结合市政府重点任务月度测评机制，每月督导园区、镇街落实情况，对工作推进成效较好的，予以表扬；对工作进度较慢、执行效果差的，予以通报并加强业务指导。
2023年5月深圳成立服装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这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数字化的推进逻辑，被行政逻辑主导。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一些地区地方政府会不断上门要求企业尽快完成数字化，干扰企业决策。另一方面，不同产业数字化的系统需求被忽视，缺乏整体治理的逻辑。服装产业因为税收有限，在推进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尤其容易被忽视。在实践中，这一产业不仅不会受到重视，还因为负外部性明显，如环保和治安问题，大量小微企业和污染企业面临被驱赶的境地，可能会导致小微企业托举下的大中型企业渐进数字化之路被中断，也会加剧印染产业的数字化。
其二，保就业的产业政策导向被忽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推进产业发展的资源有限，保财税增长成为了推进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再加上土地有限，土地指标分配遵循“亩均论英雄”原则。这不仅会抑制地方政府扶持服装产业数字化，为服装产业数字化制定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方案的动力，甚至会导致其以清退低端产业为由，盲目产业转移。在各地政府经济增长和财政压力都在攀升的情况下，问题将会变得愈发严重。
其背后的问题是，一方面，产业政策推进过程中，其就业功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另一方面，在各地政府主要围绕财税增长的竞争性发展格局下，保就业这一政策目标也很容易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忽视。在推进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亦是如此。
其三，对产业链上不同企业联动和协同不够重视。在推进产业链上不同环节协同数字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不同环节在产业负外部性和成本内化层面的协同。因为环保治理的主要对象是印染企业，当前环保治理的成本也主要有印染企业承担，导致印染企业的负担过程。其结果是印染企业发展滞后，影响到整个区域或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包括国际竞争力，最终这些成本又以快反能力下降和竞争力下降的方式由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来分摊。如果能够在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就加强整个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协同，引导产业链上不同主体制定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污染治理方案，不仅能够降低印染企业的压力，也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加强在推进数字化过程中加强企业之间的协同。产业的数字化质量，建立在产业链上不同环节协同数字化基础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引导产业链上不同主体围绕产业数字化的瓶颈问题进行集体攻关，制定利益协同实现的分配权责分配方案，十分必要。但是指标化和行政化的产业数字化推进方案，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其四，对服装产业数字化技术、服务供给主体的支持不足。产业数字化技术和服务供给主体，在推进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当中也有产业集群运营者，以推进集群数字化的方式，来推进产业发展，同时扩大自身市场。从这类企业的角度看，高价值的数字化服务、技术一定要充分贴合企业渐进数字化的特点和需求，才能够获得服装企业的信任。结合企业渐进数字化的现实状况，制定低成本、具有可操作性的“一厂一案”，然后打造标杆工厂，是企业扩大业务的普遍做法，尤其是针对印染企业这类数字化需求相对复杂的企业而言。
这类企业的数字化服务、技术供给能力提升，直接决定了数字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但是这类企业也面临不小的挑战，比如我国在垂直化的数字化方向层面处于相对领先位置，但是通用性的数字化方面竞争力不足；算力作为基础设施，呈现出企业强竞争，政府弱统筹的格局；柔性控制等技术研发投入还需要加强等。
（二）政策完善的可能思路
从产业渐进数字化的需求出发，结合产业政策的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服装产业的政策：其一，要以区域性的产业集群为载体，以系统化的思维来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尤其要关注渐进数字化过程中不同规模企业的功能，整体性地推进产业数字化。产业集群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出针对性的产业集群数字haul方案。
其二，在推进产业数字化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强化各地政府和不同主体的协同性，兼顾就业和增长双重目标。这意味着在推进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不能够盲目推动城中村小微企业改造或者转移，而要充分考虑其对于整个产业集群的重要愿意，避免对产业的就业功能发挥造成过大冲击。
其三，要加强产业链上不同主体的系统，包括成本分摊的协同和数字化推进的协同，尤其要引导强势或优势环节参与到弱势或者薄弱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中。
其四，在推进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要加大对数字化服务、技术供给主体的支持，通过提升其数字化技术、服务供给能力来提升产业数字化质量，尤其是要加大对基础应用技术、算力中心建设和相应人才培养等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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