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行情回暖，新发基金悄然升温，基金经理持续被推向“前线”，单个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数量越来越多。市场不禁追问：基金经理为何不能只管一两只产品，慢慢养大把业绩做好？
如果将此称为“长情投资”，全市场3548位基金经理中，能做到这点的权益基金经理很可能只有11位。除朱少醒和杨谷这两位公募“长青树”外（朱少醒近18年在一只基金上的任职回报超1500%），主动权益的“长情投资”更是少之又少。
表面上看，管多少只产品是基金经理个人选择问题，但实际上却与基金公司商业模式、产品策略有密切关系。更为本质来说，这种“能者多劳”现象还是强势银行渠道对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裹挟”的结果。在这种不由自主情况下，产生了基金经理对多只基金“复制式”下单、基金公司给基金经理强行“挂名”等现象。
“长情投资”基金经理仅有11位
根据Wind数据，截至9月15日全市场共有3548位基金经理，在管基金从1只到23只不等，其中有846位基金经理在管基金数量为1只。但该数据既包括公募REITs产品，也包括货币基金、FOF产品等类型，且只统计了基金经理当前在管基金数量。因此，考察基金经理“长情投资”情况，要剔除货基以及过往管理过多只基金、在单一公司任职时间过短等情况。
经过上述处理后，目前在管基金不超过2只的基金经理中，有11人符合“长情投资”标准。
首先是被称为公募“长青树”的朱少醒。朱少醒自2000年6月起就一直在富国基金，历任产品开发主管、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目前是富国基金的副总经理、资深权益基金经理。他一共只管理过两只基金，一只是基金汉盛（2008年至2010年1月），另一只是富国天惠(161005)精选成长混合基金。后者自2005年成立至今他一直单独管理。朱少醒18年来为该基金带来了超1500%的任职回报，年化回报超过16%，截至今年二季度末规模约为321.43亿元。
另一位是诺安基金的杨谷。杨谷的证券从业年限高达26年，比朱少醒还多了3年，但他平时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以至于他被市场认知的程度不如朱少醒。杨谷2003年加入诺安基金，一干就是20年，历任投资部总监、权益投资事业部总经理等职位，现在是诺安基金副总经理。他从2006年2月至今管理诺安先锋基金，截至目前任职回报接近840%，年化回报接近14%，规模接近45亿元。
此外，长期只管一两只基金的基金经理还有富国基金李笑薇、兴证全球基金申庆、建信基金姚锦等人。李笑薇证券从业时间同样超20年，2009年6月加入富国基金任职至今，现任副总经理，自2009年至今管理两只指数增强基金，管理规模160亿出头。此外，申庆长期管理的也是指数增强基金。相比之下，有基金经理在10多年从业中换过4家公司，任职基金数高达26只。
多数基金经理“能者多劳”
从券商中国记者观察来看，在近年基金大发展背景下，少部分绩优权益基金经理成为所在基金公司的“头牌”，在行情配合下持续发行新基金，使得个人管理数量逐渐增加。上述静态数据所反映的，正是这种趋势。
与此同时，8月28日A股行情回暖以来，新发基金数量已开始密集增加。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全市场一共有94只基金正在发行中，加上从9月19日起排上发行档期的19只基金，全市场新发基金数量达到了113只。新发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绝大部分为基金公司的中坚力量，当前在管基金多超过4只，甚至还有基金经理从业以来管理的基金数量超过10只。另外，某位从业年限超20年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前后管过14只基金，目前在管数量高达8只。
“这是由基金公司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只要能发新基金就有钱赚（即收取管理费）。基金销售和托管等机构的经营，也都是从这个逻辑延伸出去的。在这个格局中，基金经理虽是基金公司核心资源，但大部分人也只能顺应安排，‘能者多劳’之下管理产品数量越来越多。明白这点，就很容易理解。”某头部公募内部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理财魔方金融研究员伊思贤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经理管理多只基金（尤其是明星基金经理），主要与基金公司的产品策略有关。公募基金不会像私募那样对投资收益分成，即无论公募基金是否帮助投资者取得收益，基金公司都可通过收取管理费等方式增厚利润。基金管理资金规模越大，基金公司收的管理费越多，因此会希望基金规模越来越大。
伊思贤还说到，投资者对新发行的基金热情往往会比较高，尤其是2020年、2021年那段时间，多数明星基金经理发售的新基金都会获得投资者超额认购，所以会看到基金经理同时管理多只基金。另外近几年，基金经理的离职率不低，离职后基金由其他基金经理接管也是原因之一。
长期被强势渠道“裹挟”
实际上，“能者多劳”现象不仅与基金公司产品策略有关，从本质上看是在强势银行渠道背景下的“被裹挟”行为。
某中型公募的产品总监和券商中国记者提到一个“持续营销遭拒”案例。近期市场回暖，该公募计划在某银行给绩优基金经理的产品做持营。但该银行明确表示，这只基金不是在该行托管的，如果想进入该行渠道，只能让基金经理重新发一只新基金。该产品总监表示，这一现象少有公开报道，但在业内早已屡见不鲜。
“这在银行渠道是很普遍的，但里面的博弈要相对复杂些。”某中小公募市场人士对记者说到，同等情况下基金持营的销量会比新发差一些，银行更希望基金公司发新基金（尤其是绩优基金经理的新基金），银行也会为基金公司提供托管等配套资源。相对应地，绩优基金经理是基金公司进入银行渠道的最佳“敲门砖”，新发基金就成了必然选择。另外，发基金时往往会有主次渠道，A银行是托管行和主销售行，但B银行也会帮着卖，那么下次就要找机会回报B银行，在B银行也发一只新基金。
“当前格局下，银行依然是强势方，基金公司能这样长期维持下来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基金经理人数太多，哪怕业绩不错，银行也不一定能关注得到，更别提让你进入了。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基金数量超过股票还突破一万只，且单个基金经理（尤其是有名气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越来越多，甚至高达10只，而长期只管一只的基金经理少之又少。”该公募市场人士说。
此外，另一中小公募相关人士也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持续发新基金这种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是银行渠道倒逼的。银行是基金销售的主流渠道，且一直有着“赎旧买新”特点，卖得越多盈利就越可观。“基金公司的软肋在于规模，如果失去银行渠道，无论是新发还是持营都没办法上规模，即便基金业绩做得好规模也上不去。完全靠互联网渠道走红带量的基金经理，毕竟是少数的。因此基金经理如果只管一两只产品，就会牺牲基金公司和渠道的共同利益，特别是渠道利益。除了极少数稀缺基金经理外，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
“复制式”下单
面对上述情况，基金经理心有不满，但或许各方存在共同利益，也到不了大动干戈的地步。
“管理多少只基金不是基金经理自己能决定的，但不同基金经理的心态会不一样。我了解到，有些同行就是喜欢管多只基金，类似于自己有多个投资账户，且不论里有多少钱，账户数量本身也是一种存在感。但有些基金经理对此无感，管多管少无所谓，反正他都是一样管。像朱少醒和杨谷那样的案例毕竟是少数的，年轻一代基金经理，基本是一人管多只产品。”某中小公募投研人士对记者说。
南方某公募一位知名基金经理，最初管理2只基金，在业绩跑出来后陆续接手了4只，目前6只基金总规模超过了200亿，但占比大的仍是最初的2只基金。他对券商中国记者说：“我后面接管了4只基金，虽是公司的安排，但也符合我个人意愿。同一时间内我的策略是不变的，基金持仓标的基本一致。多只基金就用‘复制式’下单，这不会对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如果有基金有另外规定（如不能买港股或周期股），那再另外剔除就可以了。”
该基金经理明确说到，管理2只还是6只或者更多，不会对投资运作带来实质影响。“从根本上说，实际影响投资运作的是规模，而不是基金数量。我平时也看到，尽管有不少人管理的基金数量有所增加，但这并不会使得规模同步增加，比如一只50亿元，两只就是100亿元。更多时候是少部分基金规模较大，其他基金规模不会很大（比如接管时是几百万或几千万，后面业绩做的好会增长到几个亿）。反倒是个别时候会存在‘赎老买新’的情况，即一个基金经理接新产品后，会有投资者赎回他的老基金去买他新管的基金。”
但现实情况要更复杂些。“除外部原因外，基金经理管多只基金还和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股东对管理层的考核有关。此前就了解过某些基金公司管理层的考核，就有基金发行数量要求。这些年来，行业马太效应明显，个别头部公募在持续发新基金，但也存在不少迷你基金和清盘现象，浪费了不少渠道和投研资源，实在没太大必要。我们是中小公司，股东没有这方面的考核要求，更希望走精品化路线，核心基金经理会管理一到三只基金，但绝对不会管理十只八只那么多。”前述中小公募市场人士说。
还有公募人士对记者说到一个案例，此前某家千亿规模的公募为留住一名想离职的基金经理，强行给他名下新挂一只基金。因为管理不满一年就离职的话，基金经理去新公司的静默期会延长。这是一只通道产品，管理费较低，但基金公司答应给基金经理额外的管理费提成。即便这样，基金经理一年后还是走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闹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