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过于假装我们只是在研究科学，而政治并不是其中一部分。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正在试图挑战其他经济学家。在他的新著《美国经济学: 一位移民经济学家对不平等国度的探索》（Economics in America: An Immigrant Economist Explores the Land of Inequality）中，这位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挑战了许多同行所珍视的观点。他呼吁重新评估对市场、效率甚至贸易的无情拥抱。他写道，尽管这些都有优点，但它们也可能加剧了不平等。
这不是迪顿第一次在不平等问题上掀起波澜。他与同为经济学家的安妮·凯斯(Anne Case)合著的文章，论述了拥有四年制学位的美国人与没有学位的美国人之间死亡率的显著差异，这篇论文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政治辩论。迪顿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
《巴伦周刊》在10月5日通过电话采访了迪顿，下文是经过编辑的谈话文字记录。
《巴伦周刊》：你的新著是《美国经济学: 一位移民经济学家对不平等国度的探索》，不平等现象在今天的美国是如何表现的？
安格斯·迪顿：我希望把这本书叫做“各种不平等”，不平等的复数形式 ，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于一种不平等。
比如在书中，我谈到了种族不平等。我和我的妻子兼同事安妮·凯斯（Anne Case）最近共同研究的是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这在今天的美国看起来非常重要。
我们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提到，美国拥有大学学历的人的寿命与欧洲最长寿国家的人相当，但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的寿命却越来越短。这种不平等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和危险的。
这会将美国人一分为二，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三分之一精英，和其他三分之二没有本科学士学位的人群，而后者将会成群结队地死去，所以这些人受到了贸易、全球化和其他所有事情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我们面对着不同的不平等，但是今天我认为这个不平等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
《巴伦周刊》：是什么让美国的不平等不同于其他类似经济体的不平等？
安格斯·迪顿：在物质经济的不平等方面，美国一直是冠军。这有好的一面，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但这里也没有安全网，或者说没有多少安全网。因此，如果你不能抓住机会，你可能会远远落后。例如，科技巨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与此同时，随着本不应该死去的人们不断死去，人们的尸体也在不断堆积。
《巴伦周刊》：经济学家在对抗不平等方面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什么？
安格斯·迪顿：我不确定。我想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看看过去40年里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为改善这种状况做了多少工作，你就会发现似乎并不是很多。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我们对自由贸易的热情支持，比如，我们对移民的热情支持，我们对技术变革的热情支持——我们是否做错了一些事情？
我认为，经济学家有点太相信市场的优点了。市场是美妙的、重要的东西，它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贡献，我们的生活不能离开市场，但市场并不总是把事情做对。金融危机是另一个例子，我认为经济学家在预测时做得不够好，更不用说预防危机方面。
《巴伦周刊》：作为一个移民，你对美国经济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
安格斯·迪顿：我作为经济学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国，那是一个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费边主义者已经算是右翼人士(他们主张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其实我在英国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保守的经济学家。
这跟美国当然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当你来到美国，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思考的时候，你会感到很震惊。我从来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从那个时代带来了一些思想，我认为它们现在又变得重要了。
而且，我成长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我的爸爸是个煤矿工人。他出生于上一次疫情期间：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时期，在英格兰一个非常艰苦的矿业小镇。令人惊讶的是，他在那一年活了下来，然后在战争期间得了肺结核。所以我从小就被教育，同情那些出身贫寒的人，并且努力工作以摆脱贫困。
《巴伦周刊》：当谈到解决不平等问题时，怎么做才可能奏效？
安格斯·迪顿：有很多真正艰难的问题。只有让事实独立于我们的政治之外，我们才能真正进行良好的民主讨论。首先，计量贫困就真的很难，其中一个原因是，让处于困境中的穷人填写表格或回答调查问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导致了一种大分流，那些采取了更多人种志方法的人，比如社会学家，他们和人们一起闲逛，描写他们的生活，然后当统计数据没有显示出这些特征的时候，他们就认为经济学家是在造假，或者一些统计学家在造假。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仅仅贫困的计量就已经相当困难。
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一件事是，当罗纳德 · 里根上台时，他说，林登 · 约翰逊向贫困宣战，但是贫困取得了胜利，因为贫困计划让人们变得更穷。然后特朗普的支持者出现了，他们说防止贫困的安全网起作用了，没有穷人再被落下，因为它完全起到了作用。如果你看看这两个时期的官方数据，它们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到底进展如何？
《巴伦周刊》：你的妻子安妮·凯斯和合作者，定义了“绝望之死”的概念，你们一起写过关于那个想法的文章。这与不平等现象有什么关系？
安格斯·迪顿：我们写了一篇关于中年死亡率上升的论文，我们研究了死亡率上升最快的人群。自杀，阿片类药物过量，酒精性肝病，让我们震惊的是，这三起事件都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安妮把这些命名为“绝望之死”。
如果你的生活过得很充实，你不会回家毁掉自己的肝脏，不会服用阿片类药物，除非出现严重问题，如果生活一切顺利，你肯定不会开枪自杀或上吊自杀，它主要发生在那些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平等，因为这种绝望死亡的流行并不是平等地降临到每个人身上。
《巴伦周刊》：你这本新书的主题之一是，不要过早地将某些经济政策称为成功。比如今天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怎么样？人们称之为“完美的通货紧缩”，你是不是觉得将其 称为成功为时过早？
安格斯·迪顿：我尽量远离这些问题，我不是宏观经济学家。但我观察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学中运用科学，因为在这些不同的辩论中，人们头脑中有着不同的模型，他们有着不同于过去的经验。
比如人们会说，上次收益率差反转时，经济衰退了，人们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人们说，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世界里。很明显，这些事件已经不同于我们过去看到的东西，但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方式，所以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巴伦周刊》：你希望你的经济学家同行从这本书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对经济学家来说，一定程度的谦逊是件好事，有时我们不一定非常擅长谦逊，我们的知识是非常短暂和非常偶然的。我所说的“偶然”，是指在一个地方行得通的方法在其他地方不一定行得通。我觉得我们太过于假装我们只是在研究科学，而政治并不是其中一部分。那是个错觉。
《巴伦周刊》：谢谢你，安格斯。
文|史蒂夫·罗西格诺尔-科特斯
编辑|彭韧
版权声明：
《巴伦周刊》(barronschina)原创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英文版见2023年10月12日报 道“A Nobel Laureate Calls Out His Fellow Economists.”。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和金融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