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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来了新客人
近期在各地乡村调研,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刚刚“逃离”出来的地产人,正在组团奔赴乡村。
笔者一位朋友,正筹划乡村领域的创业,找过好几波投资人。即便要价很低,也纷纷折戟——投资人要么杀价厉害,要么大谈退出逻辑,要么对商业变现提出过快要求。显然,玩金融的,还看不上乡村。
前不久,他找到一位房地产老领导交流动态。老领导前几年激流勇退,放弃公司允诺的期权、跟投回报,在地产暴雷潮之前果断离职,这两年正处于悠闲的退休状态。
老领导有一定资产,跳出了地产思维和焦虑状态,又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对社会运转和乡村振兴有了更清醒的认知。问了朋友价格后,当场痛快地决定投资,让朋友油然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感受。
这个朋友的境遇并非孤例,近期很多乡建朋友的身边,都多了一些潜在投资人——“前地产人”:他们有的刚刚从地产行业中撤出,有的正打算转型出来,有的已观望了一两年。他们有一定职级和资金实力,深感城市范围内转型成本和创业压力的巨大,而试图从乡村寻找机会。他们放下以往的身段,到处学习,跟着边走边看,寻找投资机会,又不时从地产行业角度提出一些主张,给到许多乡村建设、运营者新思路。
上周,在温州泰顺县某民宿村,我就看到两个福州“地产团”在古村相遇。其中一个团,由一位央企地产企业高管带队,一边团建,一边探索乡村文旅的发展机会;另一个团,则是福州当地“地产自媒体团”,几位自媒体人与几位离职的地产人组团出来学习。双方不少人还相识,在民宿主理人组织的夜话中不期而遇,互相调侃着抱团出来“找出路”。
在“夜话”过程中,两支“地产团”都一改轻松的团建氛围,就乡村民宿、文旅、文创等问题,与相关主理人交流到半夜十二点。问题之细,让我都感到惊讶。几个乡建者不禁感慨,地产人真要决定干乡村,真怕干不过他们。
第二天,民宿主理人给出的数据,也侧面反映了这一点。近期她们接待的团建、企业研学中,大约有六成是地产人,剩下四成才是策划人、主理人、青年社群等传统乡村研学群体。
肉眼可见地,乡建者们期盼已久的城市援军——房地产人,的确华丽丽地来了。
乡村振兴急需新力量
这显然是乡村振兴的一阵甘霖。
纵观过去十多年的乡村振兴进程,总体还是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导,短板日益明显。
2010年左右,是中国文旅、民宿发展的开端。彼时,一批设计师、教授、艺术家纷纷反思城市生活问题,自发、陆续地来到乡村,以民宿为切入,掀起了持续不断的民宿经营热潮。
他们亲力亲为,除了乡村建设,更为乡村带来了文化力的巨大提升。随之,文化结合传统旅游、农家乐业态升级,推动了现代文旅产业的诞生。
2015年左右,乡村振兴迎来了第二批知识分子。彼时,中国制造业产能明显过剩,城市进入供给侧改革序列,其间,大量高知城市中产从管理或专业技能岗位中跳脱出来,在乡村民宿、文旅、文创、有机农业等领域进行再次创业,推动了中国文旅行业迎来第一波高潮。
期间,城市房地产陆续以文旅地产、旅游公寓、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方式进入乡村,但受制于乡村土地制度,纷纷浅尝辄止。
第三批知识分子“下乡潮”,来自2018年左右。以国家文旅部成立为标志,叠加国家乡村振兴政策支持,中国乡村文旅投资迎来新一波高潮。许多城市专业技能者或普通城市中产,纷纷加入乡村“创业”,在随后三年的疫情中,民宿、营地、房车、研学等消费升级内容此起彼伏,发展迅速。
时间来到2023年,与大家的期望背道而驰,各种现代文旅的“消费升级”,明显被以景点游为核心的传统旅游“消费降级”取代,各种民宿、营地、研学、文创等现代文旅经营者普遍生意不佳。更令人担心的是,伴随着前面十余年文旅投资过热的现实,中国文旅行业也即将进入淘汰过剩产能的阶段。
显然,光靠知识分子,乡村振兴还是走不远。毕竟,不论从资金、实力,还是从管理、市场运营、社会带动,抑或抗风险能力、抗压性等诸方面,在庞大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面前,知识分子都显得力不从心。乡村振兴急需更成熟的市场化力量。
城市房地产人,无疑就是这种力量。得益于过去几十年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大量地产人获益较丰厚,具备一定的民间投资意愿和能力。而经过长期一线市场锤炼,他们的市场化意识、管理能力、抗压性,都要明显强于知识分子群体。
当前,乡村振兴进入市场化探索的关键阶段。但大资本(包括房地产资本)进入乡村还面临大量现实阻力,而以房地产人为代表的民间中小型投资者,携资金、市场开拓与运营能力、管理能力进入乡村,无疑就是水到渠成。
我们要看到、欢迎且积极引导这种类型的市场化新力量!
房地产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
一般来说,房地产代表的是城市化力量,它与乡村振兴应该是相左的两股力量。现实也是如此,城市房地产核心是土地,而乡村封闭的集体土地制度,阻碍着城市力量下乡,也是各界热议的焦点。
但事实上,我们回顾城市发展路径,就会明白,与城市房地产一样,乡村振兴当前最大的市场障碍,以及未来最大的市场潜力,都同样是——土地。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简要述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国家依然延续控制城乡流动的政策,如严控农民进城务工、查暂住证等。
这个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在乡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给农民,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农民闲时就业问题,这样,许多地区的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半农半工”,收入迅速增长。以苏南模式为代表,80年代的中国乡村发展速度,一度超过城市。
反观这一时期的城市,厂房、厂矿、机器等大量资产沉淀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单位手上,价值得不到有效发挥。我国城市发展的第一步举措,正是起于80年代末期的城市闲置资产大盘活,譬如,厂长承包制、股份制改造、员工持股等。过程中,虽然存在一定争议,但毋庸置疑地刺激了城市经济的迅速恢复。
只是,这些“地面财产”显然数量有限,并不止渴。很快,各地城市政府将目光投向更大的沉淀资产——城市土地。
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放宽城乡流动、鼓励私营及外资企业发展,各地政府充分利用土地国有的制度优势,利用廉价城市土地大建工业园,继而以低租、免租甚至补贴的形式,大量招商引资。土地便宜、劳动力便宜,如此巨大的成本优势,自然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大发展。
2000年后,我国城市化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房地产化运动时期。其中一个关键节点,便是2002~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制定,尤其是“城市房屋40/70年产权”的制度设计,完美解决了土地国有与市场需求、市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人都敢于投入巨资购买房地产资产,瞬间引爆了中国房地产市场。
此后十余年,是轰轰烈烈的城市房地产化进程,房地产俨然成为大而不能倒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随之,城市政府通过国有土地拍卖、学区房、棚改、撤县设区等政策,反复进行土地运作,通过土地的低买高卖,赚取了大量利润。
进而,城市政府又将大部分利润投入到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水平,以此聚集更多的人口,而不断膨胀的人口规模,反过来又可以支撑产业与房地产发展,形成良性经济循环。
这个循环唯一不好的结果,是城市产业和生活成本不断被房地产传导、推升,最终被推到一个令多数城市居民都难以承担的境遇,直至“房住不炒”的严格执行。
当前,城市资产价格高企、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陷入困局,而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进展缓慢,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
综上,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四十多年间大致经历了从“闲置资产盘活”到“土地资产盘活”两大阶段。这与紧随其后的乡村振兴事业,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正如80、90年代我国严守城市土地国有制度,一定历史时期内,我国都将坚守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制度。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应反复纠结土地制度,而应像城市化第一阶段一样,将重点放到如何盘活沉淀的闲置资产——譬如,宅基地、抛荒土地、林地、集体建设用地、公共资产等。这些,各地都有很好的“盘活案例”,在此不展开。
随之,依据城市化发展脉络,我们也可以大胆地预测,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我们的乡村土地也将找到类似城市房地产“40/70年产权”的制度设计,以完美解决国家土地制度与市场需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之间的矛盾。
届时,像房地产对城市化的推动一样,中国必将迎来市场经济范畴上的乡村大振兴。从这个角度上看,房地产人提前介入乡村,并非只是被动。
思维的切换
当然,当下许多房地产朋友进入乡村,带着的还是疑问——做乡村怎样赚钱?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各人也各有答案,在此不展开论述。但我要提醒各位新下乡的市场力量,首先要进行的是思维的切换:
第一,容忍,甚至享受“缓慢”。牵涉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发展必然有一个过程,像中国房地产一样,用了三四十年才能走完一个周期,乡村振兴,也必然如此。去分析规律,不要急于求成;
第二,爱一个人,就不能只爱他/她的优点,缺点也要接受,然后在生活中慢慢改变他/她。跟乡村“谈恋爱”也是如此。扎根乡村,就要接受与城市迥异的文化和市场环境,遵循“共同富裕”。先融入,而后再图缓慢改变;
第三,乡村振兴与城市化、房地产是两种不同做法,地产人初入乡村,需要一个重新调适的过程。当前,中国已明显呈现文旅、民宿投资热,恐将进入一个淘汰过剩产能的阶段,研学、亲子教育等内容又难以承载“振兴”重任,生态农业也正处于低谷……在对相关领域缺乏足够认知的情况下,宜多观察、多思考,忌盲目跟风。
根据经验来看,这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须以“年”为单位。
作为一个曾经的房地产人,和当前的“乡村工作者”,我对房地产下乡的“新势力”表示由衷的欢迎。并期待更多的主流群体能下到乡村,深度观察、交流和实践。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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