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国越来越依靠消费驱动，但同时我们消费驱动的力量也趋于减缓。”9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2023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就已经进入的供给侧新常态，随着去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率占比提升，人口发展的新常态赋予了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的内容。

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有几个新的特征。第一，总人口负增长、劳动人口加快减少，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生产率改善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等使得中国潜在增长能力进一步下降，且降幅高于预期。

第二，需求侧越来越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即使（潜在增长能力）下降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仍然能够满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蔡昉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约束在于第二个特点，即需求侧的常态化制约。

他指出，如果需求侧不能支撑，可能就实现不了增长潜力。“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负增长，消费人数也就负增长，加上人口老龄化，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弱化，因此未来需求侧，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蔡昉认为，这是一个影响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增长以及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

第三，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年龄人口（自2011年开始负增长）负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导致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同时，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压力越来越大。

对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压力，蔡昉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增长放缓、雇主对劳动者挑剔性提高；二是技术和产业结构变化带来更高的技能要求，当前的主要劳动群体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新需求。

蔡昉认为，当前存在多个导致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的因素。首先，我国现在以及未来趋势中最重要的劳动力群体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准备延迟退休年龄的大龄劳动力、各类毕业生，以及转岗后重新上岗的低技能人员，技能供需不匹配导致越来越多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冲突。其次，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非正规化的特征，灵活就业导致合同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充分、劳动条件不好、就业不稳定等；再次，产业结构变化快导致市场主体（企业）活跃期缩短，工人跳槽周期缩短，也会加大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

第四，居民消费行为可能发生变化。蔡昉认为，人口、经济双重新常态均在下行，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放慢，消费预期下降。一方面，就业结构性困难加大，使得居民消费意愿趋于保守；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效应下，中国老年人消费意愿弱、能力弱。

基于以上特征，蔡昉从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在供给侧，营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未来我们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驱动，但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在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每家企业同步发生。”蔡昉认为，要通过“创造性破坏”，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退出去，让有竞争力的生存下去，从而使得整体生产率得到提高。

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蔡昉以青年就业困难举例称，青年就业的行业70%是第三产业，但是传统的刺激主要针对的是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后者一方面创造不了太多岗位，另一方面创造出的岗位不适应青年群体，因此不能产生所谓的乘数效应，从而起到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的作用。

第三，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体制改革，可以使我们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改革红利。“目前中国的人口大部分都和户籍有关，”蔡昉指出，除了农民工外，我国城市中接近40%的人户口都不在居住的乡、镇、街道，而10～24岁的群体中，有60%以上没有当地户口，这会影响他们的就业、技能提高、消费意愿、安家立业、生育意愿，“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制度改革仍然需要推进。”